林彪与孔孟之道.txt

    林彪与孔孟之道
    广东人风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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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犹不及”
    。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不成功便成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韦编三绝
    五经
    四书
    董仲舒
    司马光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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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林彪与孔孟之道…清华天学大批判组(1)
    北京大学
    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
    斋率夫蓄大批荆组(18)
    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唐晓文(19)孔丘的唯心主义是林彪
    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山东大学刘蔚华(24)新生战胜瘸腐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一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今不如昔”谬论
    波文军.（35)·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一一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罗思鼎（41)林彪为什么要吹捧孔孟的卫道士董仲舒
    …华中工学院毛钢李绍曾阳作华(53)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罗思鼎（61)
    资料…
    …(70)
    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名不正言不顺
    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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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与孔孟之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要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
    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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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辩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得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擗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俞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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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已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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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已的座右铭一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躪，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已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安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已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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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到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筹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已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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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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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
    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摄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已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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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
    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测，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犒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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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安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根在心，'同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已，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已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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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已，“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一一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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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已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颜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干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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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霹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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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再三挥舞“克已复礼”黑旗
    居心何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九六九年，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我们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但是，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在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千方百计地破坏九大的革命路线，疯狂地加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引用<论语》中的“克已复礼”，连续写了两条字句相同的条幅赠给他的死党：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
    他的死党心领神会，于十月二十三日以同样的字句也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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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回敬主子林彪，表示反革命决心。一九七○年元旦，正当全国人民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乘胜前进，以战斗的姿态跨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林彪生怕他的死党对其反革命用心领会不透，第三次写下了内容同上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已复礼。”
    请注意，林彪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唯此”，这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别有用心的强调。
    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林彪一伙接二连三地写下了以上条幅，把“克已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们“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心情是多么急不可耐，又是多么丧心病狂啊！
    孔子的“克已复礼”究竟是什么货色？林彪一伙如此狂热鼓吹“克己复礼”又居心何在？他们究竟要复什么礼？到底要干什么？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擗奴隶制的政治纲领。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制的旧秩序一礼制处在全面崩溃之中，新兴封建制度日益成长壮大。面对着这种形势，为了维护和复辩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口号。所谓“克已”，就是要人们按照反映奴隶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周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已的行动。在当时主要是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无条件地忠于奴隶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造他们的反。“克已”的目的是为了复礼”。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已经崩溃了的西周奴隶制的统治的秩序，即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此可见，孔子的“克已复礼”，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要与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完全是一个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倒转历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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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复辩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鲁迅在揭露反动派的复古活动时指出：“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林彪反党集团就是这样一伙反革命顽固派。他们抬出孔子这具政治僵尸，继承孔子的衣钵，把“克已复礼”奉若神明，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当然，林彪和孔子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鼓吹“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也不相同。孔子是在我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妄图复奴隶制的“礼”，林彪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资本主义的“礼”。但是，林彪和孔子在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在孔子“克己复礼”的黑旗下，映出了林彪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在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活动中，游荡着孔子的阴魂。
    孔子的“复礼”，是推行一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路线，就是要复兴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力，让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遗老遗少们死灰复燃，继续残酷地压榨奴隶。林彪的“复礼”，是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安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伙所以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间再三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口号，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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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动员其死党加紧抢班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实现“复礼”的迷梦，林彪朝思暮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从搞复辟的祖师爷孔子那里，找来“正名”的破烂武器。一九七○年五月，他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指使其死党向党进攻，叫器他要当“国家的头”，“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反党集团公然以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的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说穿了，他林彪不当“国家的头”，就名不正；名不正，就指挥不灵，指挥不灵，就“复”不了“礼”，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就搞不成。在林彪一伙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都不符合他的“礼”。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革“中国人民”的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独裁”，狂州叫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逸民”，即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以便扶植反革命的复辟势力。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个阶级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林彪要解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是要把我国亿万劳动人民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十分清楚，林彪的“复礼”，对内就是妄图恢复被无产阶级打破的旧秩序，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林彪为了实现“复礼”的迷梦，必然要找一个帝国主义洋大人作为自已的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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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这个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又仓皇出逃，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林彪的“复礼”，对外就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充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
    总之，林彪的“复礼”，就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的专政。
    至于林彪鼓吹的“克已”，和孔子一样，也是为了实现“复礼”。他要求其死党把“复礼”作为头等大事，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礼”来约束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多还告诫他们，不要过早暴露，因小失“大”，要克制自己，“注意荫蔽”，“遵守纪律”，一切服从于“复礼”，象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林彪乞求于孔子的亡灵，袭用孔子“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这决不是偶然的。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由于他的思想的实质是复古、守旧、倒退和复辟，反映了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成为他们反对革新、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
    宋代反动的儒家代表人物朱熹在<延和奏札中，向封建皇帝献计献策，说什么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千圣相传心法之要”，“天理之全”，以此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声称：“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圣哲画象记心曾文正公文集>卷
    二第五页)他把“克己复礼”看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鼓动他的大小喽罗“克已而爱人”，“浩然捐生”，为“戡大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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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人民革命而卖命。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把孔子的“克已复礼”奉为至宝，明确地订在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的手册中，作为训练法西斯党徒、反共反人民“基本教育”的一个重要准则。他把“礼”看作是“精神的国防”、“立国纲维”，梦想通过“重礼”来“奠定”蒋家王朝“千万年的精神基础”。和历史上没落的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林彪为了篡党复辟，竭力鼓吹孔子的“克已复礼”，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复辟纲领，为恢复西周奴隶制奔走呼号了一生。今天的叛徒、卖国贼林彪跟在孔子的屁股后面，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为复胖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较量。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不仅思想象孔子的，语言也有很多是搬用孔子的。如果九泉之下的孔老二，知道两千四百年后还有象林彪这样的“超级”信徒，一定会喜出望外，得意忘形地说：真吾徒也，“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林彪和孔子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息息相通；在政治上都是搞复辟、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子的倒行逆施，没能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结果成了“累累若丧家之狗”，带着复辟奴隶制的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的迷梦，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扛着“克已复礼”的破旗朝拜孔老二去了。这是一切复辟势力的必然结局。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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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唐晓文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辩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是孔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孔子曾经叫嚷：“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说，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达到恢复周礼，即复辟奴隶制的目的，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奴隶制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封建制正在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极力鼓吹“克已复礼”，就是要维持和复辟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
    孔老二讲“克已复礼”，林彪也讲“克己复礼”。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林彪和孔老二臭味相投，同气相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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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多年的一条长长的黑线，把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头子紧紧地连在一起。
    林彪再三再四地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正是在党的九大(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一九七○年九月）以前，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妄图破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阴谋被中央挫败之后，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炮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密谋反革命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己复礼”是“仁”的中心内容。林彪抓住孔老二的所谓“仁”如获至宝，大肆鼓吹“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他拚命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是什么“暴政”、“独裁”，等等。在他看来，不“仁”就是非“礼”。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礼”，当然也就非把它推翻不可，非“复礼”不可了。
    为了“复礼”，林彪恶毒攻击我们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错，我们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秦始皇为了镇压奴隶主的复辩阴谋，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这完全是正当的。林彪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日夜梦想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所谓“复礼”的核心。他在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中，不是狂叫要对被镇压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吗？解放他们，对这些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施“仁政”，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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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案，彻底否定我们党领导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流血奋斗换来的革命成果。一旦达到了这个反动目的，林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要重新出现；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骑在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一小撮反动剥削者、寄生虫的“安居乐业”的宿愿就要如愿以偿。这就是林彪所念念不忘的“复礼”的美妙情景。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
    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四O页)林
    彪的“复礼”正是反映了一小撮剥削者这种强烈的“复辩希望”和疯狂的“复辟行动”。林彪不是搬出孔老二的所谓“正名”，大叫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党夺权，实行“权力再分配”吗？林彪要“复礼”，正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要犒修正主义，就一定要玩弄阴谋诡计。他要“复礼”，就要“克已”。他所谓“克己”，就是他骗人的两面派手法，是地地道道的阴谋诡计，是他妄图搞复辟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把孔孟之道奉为处世哲学，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妄图用所谓“韬讳（晦）”，即隐藏不露之计，掩蔽其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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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伺机而动。
    他曾经写了这样一个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伤，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是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抄来的。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被吕布打败后，依附于曹操，他根据汉献帝的密诏，与董承等人勾结，阴谋杀害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恢复东汉的统治。但是为了等待时机，刘备装出安分守已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曹操对刘备的阴谋有所警惕，便请刘备吃酒，论当时英雄，进行试探。当曹操说破了只有刘备和他自己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的时候，刘备吃了一惊，手中的筷子也掉到地下了。刘备怕曹操生疑，而恰好当时雷雨大作，他便随机应变，假借害怕雷声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上面这首诗，是飞三国演义》作者引用来称赞刘备善于随机应变，巧妙地掩饰自己的阴谋活动的。林彪抄这首诗来自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不仅抄录了这首诗，而且把原文中“勉从虎穴暂趋身”的“趋”字，改为“栖”字。他把我们革命队伍看成“虎穴”，他在这里不过暂时栖身，目的是要完成他的“大志”即反革命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字之改，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是隐藏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暴露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时机一到就要搞反革命复辟。
    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了隐藏不露，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许多“克己”的卑鄙手法。对党利群众，他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象来欺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以所谓“三不”、“三要”等来应付。“三不”，就是“不干扰”，“不批评”，“不报坏消息”，“三要”，就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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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争领导之嫌”，“去影射之嫌”。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本来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以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人民的魔鬼，却给自己披上一张人皮，戴上种种假面具。魔鬼就是魔鬼，不管怎样乔装打扮，“面带三分笑”，也决不会成为美女。他的阴谋诡计，也决不能得逞。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克己”骗人开始，以身败名裂告终。
    林彪反复告诫自已及其同伙，把“克己复礼”看作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千百万善良的人们，请看吧！林彪这个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是何等之大，何等迫切！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个绝妙的反面教员，他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阶级敌人在抓反革命大事，我们决不能埋头于小事，忘记了抓革命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革命的大事来做，都要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这个根本的目标。
    在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我们要大抓狠抓批林批孔斗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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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孔丘的唯心主义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
    山东大学
    刘蔚华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为了坚持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创立了一个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利用这个反动哲学体系，作为反对进步思想、阻挠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就是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
    孔丘为什么会招得那么多反动人物倾倒在他的亡灵之前？·为什么在孔丘死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仍有林彪这样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做了孔丘的信徒？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剥开孔丘的哲学体系的画皮，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欺骗人民的“天命论”
    林彪自比周文王、齐桓公，认为自己得“天”独厚，可以象“天马行空”一样“独往独来”。他还把自己的死党和儿子吹捧为“受于天”、“天赋之才”，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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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伙叛徒、卖国贼宣称篡党篡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身上”，俨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俨然“受命于天”！
    “天命”的观念，是伴随着奴隶制度产生的，是被神化了的奴隶主阶级的权力观念或国家观念。列宁指出，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树立一种观念，“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是上天赐予的力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2页)殷周奴隶主贵族都自称是奉天命来统治的，叫做“受命”多又以“改命”，即上天改变了自已的命令为借口，夺取别个氏族的统治权力。他们假托天命，是为了说明奴隶主阶级专政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手段。
    春秋末期，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与暴动，几乎遍及诸侯各国，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瓦解了奴隶制度的基础。阶级斗争推动着哲学思想的发展。随着奴隶制社会危机的加深，奴隶主的天命观被动摇了，反天命的思想出现了。奴隶们在反抗中，傲然“不畏于天”(<诗经·小雅·何人斯>)。他们诅咒“上天”残害人，质问“上天”为什么这么刻毒，这么作恶，这么残酷无理！…向奴隶主贵族统治发出抗议。统治阶级中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兴衰治乱、人间的吉凶祸福同天命无关。有人甚至干脆提出：“民，神之主也。”(<左传>短公六年)他们从奴隶制的没落过程中实际地感到，民心向背已成为统治者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了。
    正是在奴隶主的天命观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刻，孔丘为要恢复西周奴隶制，竭力鼓吹唯心主义世界观，支撑和修补“天命论”，宣扬天是有意志的，把“天命”说成是自然、社会、精神现象的最高主宰，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这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情祝下，利用自然界的威力桐吓群众，以表示天命不可抗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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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时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是极大的反动。
    孔丘骗人说，人的生死富贵，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同样，奴隶主阶级的“道”行于世，也是天命决定的多如果天不废弃这种“道”，谁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这种说教，是对奴隶制度下一切丑恶现象的辩护，企图使奴隶门永远安于奴隶地位，不要触犯奴隶主的统治。
    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这种“天命论”的老调，已经不足以“治急世之民，御脱辔之马”了。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的情势下，孔丘又提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以便对抗“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小人”，即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论语·季氏》)。孔丘把奴隶主贵族及其反动思想同“天命”联在一起，无非是想要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畏惧奴隶主阶级。
    孔丘认为“文”、“德”也来源于天命，文化的兴衰全由天来决定。天创造社会意识形态，又是通过圣君“则（效法）天”、圣人“知天”、君子“下学而上达”实现的。因此，认识的最高任务在于“知天命”，而能够“知天命”的又只有极少数象他那样“天生德于予”的“生而知之者”。这样，他就把精神文化的创造完全归结为少数统治若领悟神秘天意的活动。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在他一生的反动政治生涯中，确实是越来越死心塌地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效忠的。
    这种反动的哲学思想，到了战国时期，为思孟学派所继承。他们把“天命论”进一步引伸到人的“本性”中来，建立了“天人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苟子、韩非，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以天体自然、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给孔孟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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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以有力的批判，论证了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地主阶级随着他们的历史地位的变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反抗，也需要创造自已的天神。汉代董仲舒在孔孟天命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体系。宋明理学又提出“天理人欲”对立的唯心观念，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条黑线一直延伸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宣扬“天降大任”、“天赋之才”。林彪不但自比“天马”，自居“天才”，并且给他的死党题字：“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这同孔孟的天命论是一脉相承的。
    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先验论”
    林彪一伙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黑根子也在孔丘那里。
    从“天命论”转入认识论领域，孔丘提出先验论的认识路线。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丘的这个谬论，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观念，一笔抹煞了奴隶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
    谁是“生而知之者”？孔丘认为，“圣人”、“上智”是生来就有美德、知识、才能的高贵人物。这种认识论，是奴隶社会中贵族世袭制度的反映。“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社会关系，造成了贵族统治者是“生而知之”的阶级偏见。其实，那些号称“生而知之者”的种种观念，哪一种不是出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需要产生的呢？贵族统治者的虚仁假义之“德”，诡秘狡诈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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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狠残暴之“情”，骄奢淫逸之“欲”，娜一样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呢？“生而知之”的谬论，只是把这一切都说成“天然合理”的罢了。
    孔丘也曾提出过“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这是不是有点“唯物主义因素”呢？显然不是。在“学”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到底是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要看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83页)。孔丘把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几个等级，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就把“学”放到次等而又次等的地位，完全从属于“生而知之”的基本前提。他所说的“学”的内容，离不开“先王之道”、“圣人之言”、诗书礼乐一类古董。在他看来，这些内容是“圣人”们的心里产生出来的。“学”的基本途径，就是闭门“修养”。这样就完全回到他的先验论的基本前提上去了。·
    孔丘也讲到“多闻”、“多见”之学，似乎重视了人的感性活动，这总该有点“唯物主义因素”吧？其实不然。人有眼睛，就要看，有耳朵，就要听。这是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无法排除的现象。问题是把人的感性活动纳入什么认识路线。孔丘说的“多闻”、“多见”，都是一些奴隶主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的表现，是“修养”的一种手段。例如“闻诗”，“闻礼”，“闻义”，“闻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治长》)…。讲了这么多见、闻，说来道去，总离不开他那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基本原侧，还是让人们钴到观念的圈子里，去歪曲地认识世界。列宁指出：“‘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蔽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43页)。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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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内省自讼的先验论，就是用了许多“见”、“闻”之类的空话掩饰起来的。
    孔丘的修养经，还讲到要“敏于行”，做“躬行君子”。这是他的先验论的最后一环。如果认为这是他强调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论》)。但孔丘极端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甚至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只须诵读《诗经多就够了(《论语·阳货》)。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人的正确认识的基本来源。孔丘所强调的“行”，只不过是把复古倒退的思想变为复古倒退的行动，为挽救崩溃中的奴隶制度“守死善道”、“见危授命”、“杀身成仁”，拚死对抗社会变革。
    认识论同历史观总是联系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孔丘历数从尧舜到他为止的全部历史，竭力证明：社会的面貌，历史的进程，完全决定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智慧与品德。他认为只要出现“天才”就能拨乱返正，建立太平盛世。他自诩为当世的“天才”，曾大吹大擂地说：如果让我执政，就可以在东方复兴西周社会，保证一年见效，三年成功。孟轲叫得更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林彪一伙更加肉麻地吹捧他们自已是什么“超天才”，“宇宙的巨星”。林彪赤裸裸地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他把儿千年的阶级斗争史，说成是少数人搞阴谋、搞政变的历史。看，这家伙不是和孔、孟一样，安想主宰历史吗？
    同天才论相并行的必然是愚民哲学。奴隶制度完全剥夺了奴隶们学习文化的权利，断绝了他们全面发展自己才能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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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孔丘却胡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仅把奴隶们诬蔑为“下愚”，把奴隶主吹捧成“上智”，而且硬说这是先天产生的，永远不可改变的。他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孟轲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一切反动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根据。林彪恶毒诬蔑劳动人民。他说：“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这不是孔、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史观又是什么？
    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唯物论的反映论长期斗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思想，是我们识别和批判先验论的锐利武器。
    反对社会变革的“中庸之道”
    林彪鼓吹“中庸之道”的“合理”，疯狂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这一套，也是直接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丘那里找来的。
    “中庸”作为哲学范畴，是孔丘最先提出来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缺少）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作为“至德”却不被劳动人民所接受，说明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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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庸”？孔丘说：“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叩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两端”是他称呼矛盾的哲学概念；“用其中”就是所谓“不偏不倚”，借以消除两端的对立。在矛盾对立的地方“用其中”、“竭两端”、“贯于一”，实质上都是企图使对立的双方互相调和，互相均衡，互相抵消，达到无矛盾的“统一”。这是
    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矛盾融合论，粗糙庸俗的合二而一论。这种观念在《论语中通过“中庸”、“忠恕”、“中行”、“和为贵”、“和而不同”、“允执厥中”、“无可无不可”、“无过无不及”等一系列观点反映了出来。这是对抗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反动逆流。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这就把“中庸”的本质揭露出来了。
    在实际斗争中，中间道路从来不曾存在过。任何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者，都是打着“不偏不倚”的旗号为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反动阶级效劳的。孔丘的“中庸之道”有他的严格的阶级标谁，即奴隶主阶级的“礼”。他认为“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论语·雍也》)不要离经叛道，是为了达到“复礼”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度。按照这个目的和标淮，符合的就是“中”、“正”、“善”；违背的就是“偏”、“邪”、“恶”。在孔丘看来，人们思想行为中经常出现的“过”与“不及”，是造成“不善”的两极端，只有实行“中庸”，才能“无过无不及”而归于“善道”，由此，被他视为“恶”的不利于奴制度的行为就可以消除，奴隶制度也就可以稳如泰山了。这就是孔丘把“中庸”美化为“至德”的实质所在。
    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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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是怎样在这“两端”之间搞“中庸”的呢？他的主张是：剥削者应当“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意思是：对人民行小恩小惠，但不要过多耗费钱财；要满足剥削欲望，但不要过于贪婪；要高贵神气，但不要过分骄横；要用镇压的权威，但不要过于猛烈。而被剥削者也应当“劳而不怨”(《论语·尧日).，“贫面乐”（《论语·学而》)，“学道易使”，“用情敬服”。一句话，就是心甘情愿、服服贴贴地受剥削。“仁慈”的老爷同驯顺的奴隶携手合作，奴隶制就可以安然无恙。你瞧，这是多么“公平合理”的“中庸之道”！
    孔丘宣扬“中庸之道”，是虚伪透顶并且极其毒辣的。当时的社会局面是天下大乱。他提出求“治”的办法是“为政以德”，企图骗取“民信”，恢复奴隶主的统治。这当然行不通。欺骗不灵就诉诸“刑杀”。对于“杀”，孔丘也持“中庸”态度，反对“不教而杀”。孟轲解释说：“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孟子·万章下)。其实，这也不过是做表面文章。所谓“教”，仍然是骗。但只能骗一时，骗少数，要使多数人长期受骗，是不可能的。谁不肯受骗，要反抗旧秩序，还是要受刑，以至掉脑袋。孔丘辩不过主张变革的少正卯，自已掌权七天不是就把少正卯杀了吗？这就是孔丘一贯主张的所谓“德”、“刑”并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毛主席说：“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剥削阶级“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中庸之道”正是这种骗不成就杀的反革命之道。
    前进，还是倒退？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一对特别突出的矛盾。孔丘宣扬“中庸”之道，反对变革，显然不是为了什么维持现状，而是要倒退。他也要变。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他在这里说的“变”，就是“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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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齐国初步确立的封建制，先变为鲁国封建势力对奴隶主贵族既控制又妥协的局面；再变为西周奴隶制的局面。他的“中庸”，完全是为复辟倒退的路线服务的。
    事实证明，“中庸之道”不过是失去威势的反动阶级宰割人民的一把软刀子，也是他们妄图用来阻挡革命洪流的一堵泥土墙。思孟学派的反动著作飞中庸》，用“中庸之道”把天命、人性、政治、伦理、修养、教化贯穿起来，企图融合天地间的一切矛盾。董仲舒的“凡物必有合”的谬论，朱熹的“中和”的谬论，等等，都成为他们妄图用来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根据。
    刘少奇、杨献珍贩卖的“合二而一”论，林彪鼓吹的“二合为一”的反动哲学，都不过是“中庸之道”的翻版。林彪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他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给他自已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造根据。他又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古往今来，这些反动派鼓吹中庸之道，目的都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对革命，反对前进，主张复旧，主张倒退。这些“中庸之道”的发明者和鼓吹者，实际上都并不“绝对公正”、“不偏不倚”。无论是酰丘还是林彭。都是坚决站在反动派一边的，采取的复辟行动都是很颜烈狠毒助，真正是“做绝了”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朗了华中庸之道纯粹是反动阶级的一种虚伪毒辣的骗子哲学。
    米
    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维护奴隶制度的哲学，世是维护
    一切反动统治的哲学基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形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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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的时期，曾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农民阶级、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且越来越厉害地同它们进行斗争，它们为了维护自己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就要从前代剥削阶级的统治经验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孔丘提供了这样的东西。他第一次以理论形式有系统地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腐朽的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许多共同性的问题。从他的天命论、先验论、天才论、中庸之道的哲学体系中，可以直接引伸出：崇拜神权，加强君权，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反对进步，仇视革命等一切结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肯定反动的剥削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永恒性”。这是转向反动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迫切需要的东西。孔丘的哲学，正是在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政治土壤上受到尊崇、得到延续和发展的。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尊孔，朝圣，出黑<修养，召开所谓“孔子讨论会”实为拜孔会，等等，目的就是一个：篡权复辟。林彪吹捧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源泉，把孔丘的反动哲学美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大肆贩卖先验论、天才论和“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从中汲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锄草必须除根，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深挖它的思想根源。从孔孟到刘少奇、林彪这条反革命的“道统”，必须从头到尾、从根到梢彻底清算。我们一定要抓上层建筑的革命，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尊孔反法思潮，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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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战胜腐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今不如昔”谬论
    玉波
    文军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舆论。所谓“今不如昔”，就是他为搞复辟而散布的一种反革命舆论。其实，这种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从奴隶主思想家孔老二那里贩来的破烂货。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从孔老二到林彪，他们的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妄图通过制造“今不如昔”的反革命舆论，达到使社会倒退的罪恶目的。我们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今不如昔”论，对于揭穿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他的一生，是打着“克已复礼”的旗号，为维护、复辟奴隶制度而奔走呼号的一生。他通过“颂古非今”，美化西周奴隶制，攻击当时的社会变革，妄图实现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孔老二把西周描绘成为最美好、最理想的王国。他说：“周的制度以夏商二代为榜样，是多么丰富多采！我要按照周的制度办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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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到了顶峰了。”(“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他甚至连做梦也常梦见周公。他公开宣称要以文玉和武王为榜样，“克己复礼”为己任，以挽回奴隶制的崩溃。
    狂热地颂古，就必定要疯狂地非今，孔老二把当时的总形势概括为“天下无道”。他对当时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力量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对所谓“君不君，臣不臣”以及到处“犯上作乱”的局面感到十分伤心。对当时出现的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初税亩”制度，对规定一些法律条文，稍稍限制奴隶主的权力的“铸刑鼎”，以及对一切社会革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都无不加以恶毒的攻击，斥之为大逆不道。总之，从孔老二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看来，当时的一切都不如古代：历法是夏代的好，车子是殷代的好。同是读书，“古之学者为已（为了提高自己的才能品德)；今之学者为人（为了向别人夸耀）”。甚至象狂妄、骄矜、愚笨等，古人也比今人的好。他胡说古人的狂妄、骄矜、愚笨是放达、有棱角、直率，而今人狂妄、骄矜、愚笨却是放荡、凶暴、奸诈。(“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开倒车，返回到西周时代去。
    孔老二的这种“今不如昔”论，是对历史的一个颠倒。他完全是从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出发的，是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的。
    孔老二狂热吹捧的西周奴隶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知道：在西周初期，我国的奴隶制度正处在兴盛时期，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压迫，已使得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针对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西周初期的奴隶主贵族头子文王、武王、周公等，更加重视宣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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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礼”等观念，鼓吹所渭“德治”。这种“德”和“礼”的观念，对奴隶们来说，是奴隶主采用的反革命两手中的骗人的一手，即以这种“德”来诱骗奴隶们服从奴隶主的统治；如果奴隶们不服从，就采取反革命的另一手一刑。《周礼》写道：“以五刑纠万民”，就是用割鼻子、割断双脚以至砍头等五种残酷的刑罚，来镇压敢于反抗的千百万奴隶。可见，孔子所向往的所谓西周盛世，那种天子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礼乐征伐可以由天子称心如意地实施的局面，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的血腥统治的基础上的，不过是在这种血腥统治上面，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德治”的遮羞布，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而已。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时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奴隶起义的风暴的冲击下，奴隶制度逐渐衰落了。“初税亩”的出现，意味着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开始代替奴隶主所有制。“铸刑鼎”的出现，意味着奴隶主已不能象过去那样根据秘密掌握的旧刑律来任意杀害奴隶。周天子徒有虚名，已经无法号令各国的诸侯。各国诸侯的政治统治也很不稳固。“礼崩乐坏”，规定尊卑贵贱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也动摇了。一句话，奴隶主的“天堂”开始崩坍了，新兴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这是社会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历史的进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就正是这样看的。例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就认为，社会是越发展越进步，因而提出了“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的口号。孔老二却认为这种历史的进步糟得很，是“今不如昔”，这是一种反动倒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毛主席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
    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使旧的东西为新的东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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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代替。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如此。自有阶级以来，社会就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由低级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尽管这种发展是螺旋形的，是会出现曲折的，但从总的趋势看，历史总是不断走向进步，走向光明的。孔老
    二从反动倒退的唯心史观出发，却认为社会历史是静止的、僵死的、永远不会变化的。他把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短暂时期的西周奴隶社会，看做是最完美的、永恒的社会制度，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发出了“今不如昔”的哀叹！
    孔子的“今不如背”论，完全是为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的所谓“今不如背”，实质上是说，革新不如保守，前进不如倒退，正在兴起的封建制，不如没落的奴隶制。怎么办呢？孔老二顽固地想把历史拉向倒退，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的反动口号，也就是要搞反革命复辟。然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子搞倒退、搞复辟的一生，也是到处碰壁的一生。历史并没有按他的主观愿望退回到西周去，而是不断向前发展，把腐朽的奴隶社会连同孔老二自己一起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孔子搞复辟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是他的阴魂不散。历来的反动派，为了挽救面临灭亡的命运，为了反对社会变革，都全盘继承孔老二的反动衣钵，象孔老二一样地散布“今不如昔”论。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动派。他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和他的同伙都以今天的“古贤”自居。这一伙“古贤”，对今天的一切，对所有的革命新生事物，都极端仇视，进行恶毒的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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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辩资本主义的阴谋，形势大好，林彪却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形势是“危机四伏”，“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新生事物，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而林彪却恨得咬牙切齿，恶毒地攻击漫骂。
    林彪和孔子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是面临灭亡的反动腐朽阶级的代表。孔老二代表着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林彪则代表着反动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都坚持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孔老二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把奴隶制看成最完美的、永远不能改变的社会制度，而林彪从这种世界观出发，则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最完美的永远不能改变的社会制度。他们都有一条复辟旧制度的政治路线。孔子要把当时的社会拉回到西周去，而林彪则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林彪所说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就充分暴露了他的要搞反革命复辟的狼子野心。但是一切搞反革命复辟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效法孔子的林彪，也和孔子一样，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林彪和孔子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他们的“今不如昔”论以及其它反动思想的流毒，仍然需要我们去进行扫除。当前，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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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思想，挖掉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通过这一批判，进
    一步提高我们的路线党悟，满怀信心地去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满腔热情地去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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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罗思鼎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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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颜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顾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④，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②，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昌海攻击
    ①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一一六页
    ②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上（四部备要本第一○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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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④。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测背孟轲”②。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③（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④。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註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代之以自已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⑥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⑦，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
    ①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四第二○四页
    ②《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③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第三九四页
    ④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九页
    ⑤《宋史·王安石传多（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页)
    ⑥王安石：诗《商，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第三五五页
    ⑦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O二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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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经泥古”的儒生，测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④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③(“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④。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⑤。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⑥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
    ①《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五九页）
    ②《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页)
    ③
    《论语·季氏》
    ④《宋史·司马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八一九顶)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第三页
    ⑥
    见《王荆公年谱考路》节要附存卷二第四三四页
    ⑦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第七四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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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②；“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④。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⑤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⑥。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
    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门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夺富民之利”⑨，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
    ①王安石：《风俗》，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七三八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第一五项
    ③王安石：《答曾公立书，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七七三页
    ④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第一二九页
    ⑤《盐铁论·复古>
    ⑧《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⑦《宋史·职官志》（四部备要本第一一九一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第九页
    ⑨苏辙：《诗病五事》，见《栾城集三集卷八（四部备要本第六三
    六页)
    ⑩
    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割子》，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第九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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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格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①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②(“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③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
    ①陈亮：《铨选资格》，见《龙川文集》卷一一第一一六页
    ②苏轼：《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第
    二页
    ③
    《宋史·邓绾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七五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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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①。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②(“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
    ①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②蔡上翔：《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
    一一二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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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①。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②。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③，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④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盐铁论·相刺》
    ③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④
    论衡·问孔篇》
    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一三二二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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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被拾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①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②，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③，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日：‘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④。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
    ①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见《唐诗三百首》
    ②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见《李白诗选》第二六八贡
    ③韩愈；诗《荐士，见《韩昌黎全集卷二
    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九九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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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泌，有同鬼蜮”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
    ①《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O第一五六页
    ②③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第一五O页
    ④李绂：《书邵氏闻见录后，见《穆堂初稿》卷四五第二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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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言行录》。”①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漫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阁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鬚”的人，“乃王安石介甫”®。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⑥。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饨乃知”©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已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拾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二
    ①《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六页
    ②洪迈：《夷坚乙志卷一第三页
    ③吴犴：《漫堂随笔，见说郛卷六四
    ④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⑤钱大昕：《王安石狂安》，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⑥《论衡·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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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①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①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第一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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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彪为什么要吹捧子孔孟的卫道士董仲舒
    华中工学院毛钢李绍曾阳作华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托派、叛徒陈伯达也竭力鼓吹董仲舒和孔孟之道，大骂秦始皇，说什么：林彪“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这两个政治骗子如此狂热地吹捧董仲舒，咒骂秦始皇，鼓吹孔孟之道，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呢？不管他们怎样拐弯抹角，只要对董仲舒的反动思想实质加以剖析，把董仲舒的反动观点与林彪一伙的反动言行作一番对照，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也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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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是复活孔孟之道的鼻祖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一一前一○四年）是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用神秘的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孔孟的学说，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正因为如此，董仲舒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重视。
    大家知道，素始皇为了打击奴隶主的反动复辟势力，曾经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给了孔孟之道以有力的打击。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他当时的“焚书坑儒”和所进行的其他许多重大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于摧毁旧制度、创建新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林彪一伙咒骂秦始皇，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到了汉代，一方面存在着奴隶制的残余，另一方面，封建地主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汉武帝基于进
    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曾三次下诏书给他的臣子，要他们推举“贤良之士”为他出谋献策。董仲舒给汉武帝献策说：今天大汉王朝的天下，差不多和朽木头烂泥巴墙那样不牢靠。(“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汉书·董仲舒传)怎么办呢？只有求助于孔孟之道。他说，孔孟之道，对于那些想造反的群众，就相当于一道堤防。他建议，凡是不符合孔子制定的学科和学术观点的东西，统统都要禁绝，不能让它们发展下去。汉武帝是不是完全接受了董仲舒所说的那一套呢？当时一个名叫汲黯的大臣，当面对汉武帝作了这样的评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意思是说，汉武帝讲孔孟的“仁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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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直到西汉后期，`董仲舒所鼓吹的孔孟之道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了统治地位。
    本来，孔孟之道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精神武器，为什么取得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又起用它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呢？这是因为，孔孟之道的实质适应了一切反动统治者的需要，它起着维护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作用。封建地主阶级完全可以从奴隶主阶级那里把孔孟之道继承过来，改造发挥，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董仲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竭力推崇孔孟之道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反动说教流毒两千多年，危害极大，董仲舒不能不是一个祸首：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也是孔孟的“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他把自然的“天”，当作有意志有目的地安排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最高主宰。而地上封建君主的统治，就是按照“天意”来建立人间的社会秩序的。他把封建君主的权威说成是来自“天命”，提出《天子受命于天”的反动的“君权神授”理论。这是彻头彻尾的神学唯心主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还用阴附五行来论证“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孔孟的封建伦理观进一步神圣化和永恒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谈到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历史表现时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里批判的正是董仲舒所鼓吹的那套孔孟的反动哲学思想。董仲舒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个所谓不变之“道”，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他从神秘的阴阳五行说出发，把皇帝说成是“天”的代表，天不变，古今之道也不能变，皇权也不能变。谁要造反，就是大逆不道，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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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天意”，就要天诛地灭。这样一来，董仲舒便荒谬地论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永世不变的。
    任何一种学术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并为它服务的。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创立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正是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它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思想统治，而且使孔孟之道成为维护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秩序的一种万古不变的反动教条。正因为如此，反动的董仲舒和由他复活的孔孟之道，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推崇，也受到林彪一伙的膜拜，是毫不奇怪的。
    林彪的“天才论”与董仲舒的“天命”观
    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理论纲领一一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与董仲舒改造发挥的孔孟的“天命”观，是一脉相承的。林彪称“天才”，名曰树人，实际上是卑鄙的自我吹嘘。他标榜什么“个人的天赋”，说什么他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在他看来，他的“天才”的脑袋，是天生的，是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爹妈给他的。董仲舒说过：“为人若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林彪的无耻自我吹嘘，与董仲舒一模一样。
    根据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教义，“天”的意图是要通过“圣人”来贯彻执行的，“天”斌予“圣人”以统治人民的无限权力。这就是董仲舒着力论证的“君权神授”。为什么“天”只把权力赋予“圣人”，而不给我们劳动人民呢？董仲舒说，这是因为劳动人民没有这祥的天性。他认为“天”赋予人的“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对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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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天”给他以“圣人之性”，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却给以“斗筲之性”。
    所谓“圣人之性”，就是孔子所讲的从娘肚子生下来就有了知识的上等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为)。孟子认为有不需要经过学习，也不需要经过实践和思考，天生就是又能干又有知识的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而他孟子，就是这样的有“良知”、“良能”的“天才”。他大言不惭地声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真是无耻狂夫！林彪得孔孟精传，把自已说成是“天才”，自我吹嘘是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然天赋予他以“圣人之性”，是“至贵”的“独有之人”，就要“指挥一切，调动一”。这就是他极力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所在。
    对于广大工农群众，林彪一向视之为“群氓”。他认为工人农民天生注定只能埋头生产，既不会、也不能管理国家大事。他恶意污蔑工农群众脑袋里想的只是“恭喜发财”、“招财进宝”之类的东西。他说：普通工人、农民“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斗筲之性”。“斗”和“筲”，都是只能装少量粮食的器具。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只是为挣得斗把粮食而劳碌奔走。这是对广大劳动人民最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唯心主义“天才论”却根本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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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是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林彪的“忠”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
    林彪还拚命鼓吹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他把董仲舒鼓吹的孔孟之道当作宝贝，当作网罗牛鬼蛇神，搞宗派，结死党，搞反革命阴谋的精神武器。
    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口口声声地喊“忠、忠、忠”，究竟要忠于谁呢？是要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吗？是要忠于党和人民吗？当然不是。林彪鼓吹“忠”，是为了建立他那个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王朝。这只要看看他的一伙死党是怎样身体力行的，就非常清楚了。他们提出要忠于林彪父子的反动政治口号，并以此作为他们反党集团成员的“大节”。更有甚者，他们那一伙狐群狗党还多次立书宣誓，表示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全家。好一副“忠臣孝子”的奴才相！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林彪一伙所鼓吹的这样的“忠”，追根溯源，仍然是从孔家店捡来的破烂货。孔子说：“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做帝王的，要象个帝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尽“臣道”，要象个奴才的样子影做父亲的，要象个老子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尽“孝道”，要象个儿子的样子。这一套货色，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行将灭亡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
    董仲舒对孔子的“忠君”思想作了系统的发挥。他把封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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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道德发展为所谓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个所谓“三纲”、“五常”，经董仲舒的倡导，一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教条。董仲舒和孔子一样，都是想从整顿统治阶级成员的家庭和宗族的上下尊卑关系入手，进而把这种关系扩大到整个统治阶级，由“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似乎这样，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可以永世长存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要人“当个董仲舒”，为的是要建立他林家父子的封建世袭王朝。在他看来，只有孔子、董仲舒的那一套，才能帮助他首先在他那个反党集团内建立起那种封建主义的秩序，进而帮助他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然而他想得太美了，结果只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孔子还为他的“忠君”思想和他所鼓吹的“仁”规定了一个最高标谁，就是要豁出性命去干。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只有其备这种对反动统治阶级尽忠到死的决心，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才是有志气的“仁人”。这个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很“斯文”的孔子，为了忠于他那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活现出一副恶霸流氓的神气！林彪不是也叫嚷什么“不成功，便成仁”吗？原来他的老祖宗还是孔子。所不同者，只不过孔子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林彪则是为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和国际上的帝、修、反的利益服务而已。口里喊着要“成仁”的林彪，最后却是阴谋败露，仓皇逃命，丧身在蒙古温都尔汗。
    米
    水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思想体系与孔孟之道和董仲舒的反动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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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一伙所以要吹捧董仲舒，鼓吹孔孟之道，完全是出于搞反革命复辟的需要。
    两千多年来，从历代反动封建王朝到北洋军阀，从人民公敌蒋介石到混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无一不是“尊孔崇儒”的吹鼓手，他们都跪倒在孔子的亡灵面前顶礼膜拜。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把孔子捧起来的，就是反动的思想家董仲舒之流。因此，一切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不但把孔子封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而且也对董仲舒感激涕零，尊他为“群儒之首”。
    林彪一伙就是要借董仲舒之“尸”还孔子之魂，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精神武器。孔子已经埋葬二千多年了，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孔子的反动思想还没有死灭。林彪为了搞反革命复擗，竭力吹捧董仲舒。我]要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是为了深入地批林，是为了挖林彪修正主义的老根子。这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一场严重斗争，是当前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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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罗思鼎
    朱熹（一一三O
    二○○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
    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辟，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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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
    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宣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六)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子文集·垂拱奏懰》)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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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俞”，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体，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已。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劑》)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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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朱熹：《大学章句）“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二)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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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关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朱子语类》卷十一)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备、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五)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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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容端”啊，(<朱子语类卷十二)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娟，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己有，用粗绳捆缚孔子“圣象”，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卷四)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四书集注·论语·子路)林彪将这儿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一部贷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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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
    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救↓代表了夺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观念形态上的東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痔钩“四权”概括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劲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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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需要。
    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宋史·食货志上》)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祝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朱子语类》
    卷一三O)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
    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龙川文集·与应仲实》)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已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这种情祝，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
    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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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宋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而把朱熹的牌位拾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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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克己复礼
    春秋晚期，正是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剧变时代。在此变革时代，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的局面。维护奴隶制度的顽固派孔子，极端不满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极端仇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妄图恢复日益崩遗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一“克已复礼”。有一次，针对颜渊“怎么做到‘仁””的问话，孔子大做文章，他狂叫“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克制自已，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礼”即“周礼”，指初期奴隶社会规定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按照周礼的规定，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臣对君、子对父要绝对服从，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区别，这是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子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具体的做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于一切违背“礼”的事物，既不能看，也不能听，自已更不能有“非礼”的言行。孔子妄图用“礼”这条大绳索捆住人民的手脚，不让革命。“克已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反复多次地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充分暴露了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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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孔子二千多年前为维护和复辟行将崩溃的奴隶制而提出的一个反动政治口号，出自孔老二的言论集《论语》一书的《尧曰》篇。
    孔老二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末年，这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的造反，此伏彼起，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一天天发展，奴隶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在这股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奴隶制的国家
    一个接一个被灭亡，许多奴隶主贵族没落下来，沦为奴隶。例如，春秋开始时，见于记载的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二十多个了。又如，春秋时最大国家之一的齐国，最初由高氏、国氏等十余家奴隶主贵族掌权，后来都被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田氏赶下了合。总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整个奴隶制的统治，已是气息奄奄，濒于崩溃，而封建制则不断发展和巩固。孔老二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圣人”，面对这种革命形势，万分痛惜。他千方百计想把这一旧制度维护住，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叫嚣。兴灭国，就是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继绝世，就是要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世家。举逸民，就是要起用没落了的旧贵族人士。一句话，就是妄图全面复辟奴隶制，把历史拉向后退。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他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他仿照孔老二这套反动货色，疯狂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土的解放”。这就是说，林彪妄图为
    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让他们重新上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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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名不正言不顺
    这句话出自《论语》一书的《子路》篇，原文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札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多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子路所提问题时说的话。公元前
    四八五年，子路听到当时卫国君有意让孔子去主持政治，便跑去问孔子：“卫国君等待着你去主持政治，你将从那里入手呢？”孔子回答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你这不是太迂腐了吗？”孔子听罢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子路太鲁莽。并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复兴，刑罚便不能得当，奴隶们便不能俯首听命。
    孔子所说的“名”，是指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当时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被破坏了。因此，孔子在回答子路时，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妄图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鼓吹君要象个君，有一国的大权，臣要象个臣，死心塌地地效忠国君；父要象个父，有一家的大权，子要象个子，俯首帖耳地孝顺父母。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妄想以此来开历史的倒车，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叛徒、卖国贼林彪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其目的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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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之道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美德”。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庸”有平常的意思，也有不变（常规）的意思。“中庸之道”的核心是“致中和”，就是在对立的两端中不偏不倚，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把两端调和折衷起来，求得和谐。中庸之道就是取消对立面的斗争，鼓吹对立面的调和。这种矛盾调和论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孔子宣扬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等级制度规定办事，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历代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用调和折衷、平庸保守的思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统治秩序。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极力贩卖中庸之道，是要利用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恰恰证明他和孔子的世界观完全一样，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是孔子的话，见《论语·先进》，意思是：“超过了礼的规定，就象没有做到礼的规定一样，都是要不得的。”这句话就为后来一切反动派、保守派反对革命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他们总是攻击人民的革命行动是“过分”、“过火”。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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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正是对这种反动的中庸之道的最有力的批判。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原出于《尚书》，但现存的《尚书》中已经没有这两句了。最早引用这两句的著作是<史记>第六十
    八卷《商君列传*。.其中说：商鞅在素国实行变法以后，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宗室贵戚很多都仇恨他，有一个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叫赵良的当面咒骂商鞅，他说：“<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意思是：“<尚书》说：‘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你已经危险得马上就要死了，正象早晨的露水马上就要干掉一样，你还想延年益寿么？”赵良还劝商鞅引退，去乡村种地，好让他们这伙奴隶主贵族搞复擗。商鞅用行动痛击了赵良的猖狂反扑，继续推行他的变革措施。《尚书》上的这两句话历来是反动派用来反对革命暴力和咒骂革命力量的。
    一九六九年的国庆节，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十分恶毒地写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日忠厚之至也。”林彪疯狂攻击革命暴力和恶毒诅咒革命力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辩资本主义，完全是白日做梦。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出于苏轼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所谓“君子长者之道”是指儒家鼓吹的“仁政”，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专政；“忠厚”是对儒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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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政”的无耻吹捧。林彪鼓吹“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
    “不成功便成仁”
    “不成功便成仁”，是孔孟之道、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早在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就说过：“有志之土，有德之人，不会贪生怕死以损害仁，只会贡献出自己的性命以完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按照孔老二的意思，只有在复辟奴隶制问题上不贪生怕死，敢于卖命的才能算是“志士仁人”。武土道精神就是要求武土忠君守节，不事二主，讲求信义，重名轻死。独夫民贼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所谓“训词”中，就要求那些法西斯特务分子，在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中，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也规定他的死党们要格守“不成功便成仁”的反动信条，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卖命。可见，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是一丘之貉。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林彪在一九六二年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两句话，充分表明他以“天才”自居，梦想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天马。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到过乌孙，看过乌孙王昆莫。张骞死后，乌孙王派人向汉朝的皇帝献马。汉武帝发易书问卜，卜的结果说：“神马当从西化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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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鸟孙好马，名日“天马”。后来又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更好，因改乌孙马为“西极”，叫大宛马为“天马”。可见，在当时天马被看成是一种神马。
    独往独来。《庄子·在宥篇中有一段话：“出入六合，游乎
    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意思是说，“圣人”神通广大，不为物质关系所制约，能排六合，超九州，独游天外。而众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说是“独有”，独有之人，统治群众，可以说是至尊、至贵。
    林彪自比天马，把自已描绘成能“独往独来”地“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的“至尊”、“至贵”，这正是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鼓吹“天才论”，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超人的“天才”，就是为了他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老二多半生都带着他的弟子们游说诸侯，图谋复辟。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到处碰壁，象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公元前四九二年，六十岁的孔老二带着他的弟子们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这些乏走狗累了，歇在一棵大树底下，孔老二叫弟子们温习他所讲过的奴隶制礼仪。正在演习，以前受过孔老二攻击为违反周礼的宋国司马（管军事行政的大官）桓魋(音颓)带了一些人来，要杀孔老二，把那棵树也砍掉了。孔老二吓得失魂落魄，仓惶逃跑，弟子们催促他说：“快点呀！”孔老二边跑边说：“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话虽这么说，但为了保全狗命，孔老二还是换上便衣，和弟子们逃出了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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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编三绝
    古代用竹简写书，竹简用熟牛皮绳编联起来，这就叫“韦编”。“韦编三绝”出于.《史记》的《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意思就是孔子晚年很爱读《易经》，翻来复去地读，竟把编联《易经》的皮绳翻断了三次。孔子如此卖力地啃《易经》，他的政治目的就是妄图从哲学上寻找武器，把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挽救过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狂叫：学习孔子“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就是反对人民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安图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要他的儿子学习孔子“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就是要这个法西斯分子发扬孔子的精神，继承孔子的衣钵，干其反革命复辟的无耻勾当。
    五·经
    五部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丘删过，又称《诗经》。
    《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
    《礼》，指《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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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手礼的论述的汇编。《易》，又名《周易》、《易经，古代一部占人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的一种。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丘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作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四书
    儒家的“经典”。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一一前一○四年），河北省枣强县人，西汉儒家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曾问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采纳。从此，开始了两干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反动天命论。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唯心主义的阴阳五行之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神学唯心论体系。他大肆宣传“神权论”，鼓吹什么“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他把“天”说成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天（神）有目的地安排的，封建皇帝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封建皇帝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因此，皇帝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违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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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把孔、孟的“正名”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明确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说，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子要绝对地服从父，妻要绝对地服从夫。以此作为封建道德的绝对标准。他这种反动理论，被后来的地主阶级哲学家发展成为“纲常名教”的学说，成为长期束缚中国人民的极大的绳索。
    董仲舒在宣扬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同时，还大力贩卖形而上学思想。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妄图为封建统治的永恒性制造理论根据。
    可见，他的理论把孔、孟的反动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奠定了封建社会宗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深刻指明董仲舒创立的那套封建宗法思想是束缚中国人民的极大的绳索，揭露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长期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反动实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竭力吹捧董仲舒，说：“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与董仲舒一样反动的家伙。
    司马光
    司马光（公元一O一九一一○八六年)，字君实，号涑
    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北宋大臣，是唯心主义的史学家，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编撰了《通志》，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借鉴，后定名《资治通鉴》。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司马光竭力反对，并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宣扬“得失有命”，“成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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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贱贫富，关之分也”等谬论。宋神宗不采纳他的意见，降了他的职。直到宋哲宗即位，又召司马光入京主理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上合后，.推翻了一切变法的措施，极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朱熹
    朱熹（公元一之三①一一一二①。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原（今属江西）人，是南宋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程新、程顾的理学（即道学），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程朱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朱熹也是一个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断言“理在先)气在后”。他极力吹捧孔子，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反动理论根据。他反对北宋时王安石的变法，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说王安石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正因为朱熹顽固地坚持和发挥了尊儒反法的反动观点，所以朱熹又是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孟之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林彪极力鼓吹要学朱熹的“待人”哲学，完全证明他同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是一个极端的尊儒反法派，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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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 al I nf or nat i on]书名=林彪与孔孟之道作者=
    页数=80
    SS号=12199851
    DX号=
    出版日期=1974.02
    出版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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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前言
    目录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唐晓文孔丘的唯心主义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刘蔚华山东大学
    新生战胜腐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一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今不如昔”谬论&玉波文军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罗思鼎
    林彪为什么要吹棒孔孟的卫道士董仲舒&毛钢李炤會阳作华华中工学院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罗思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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