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4.04.txt

    L三×引一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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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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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营习5她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目
    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槽下小组(3)
    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7)
    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11)
    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16)决不允许“灭国”再“兴”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砖晓禾(18)
    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杂文：“中庸之道”和“绝”…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20)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金盛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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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26)
    资料：拉萨尔言论摘编
    (34)
    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一贾政…
    …任犊（39)
    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方泽生(42)怎祥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木卯(44)
    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王复初李长恩(47)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常尉钱方年(52)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56)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60)
    下厂札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62)
    革命青年谈理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65)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胸小组（67)
    社会调查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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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林れし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糟下小组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小组认真学习了马克恳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一个政党的纲领，集中反映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直接体现了
    一个政党的性质。《哥达纲领》为了符合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出卖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现出“断然的退步”，这是一个倒退的纲领。拉萨尔的信徒树起的这一面黑旗，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点。孔老二扯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从拉萨尔、孔老二到林彪，可以清楚看到，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坚持走复辟的道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搞倒退复辟，必然都是搞不长的。《哥达纲领》
    一出笼，就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在斗争的实践中彻底破产，波广大革命工人“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林彪倒行逆施搞“克己复礼”，“天马”摔下来成了“死马”，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孔老二了。历史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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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是不可抗拒的。它在前进的道路上，把各种各样的绊脚石抛在一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在革命潮流的冲刷下，一个个都被区别得清清楚楚。
    革命导师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革命原则、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光辉榜样。《哥达纲领》在尖锐的革命斗争面前，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在调和的旗子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有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妄图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满腔仇恨，集中表现在他们这一伙所密谋制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
    我们工人最热爱无产阶级专政，最懂得没有自己革命政权的痛苦。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为什么可以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还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刀把子”！我们小组有一位工人，在解放前对老板随便开除工人流露出了一点不满，结果资本家一只电话，马上叫来反动军警对他进行恫吓威胁。在那个时侯，政权不在我们劳动人民手里，资本家勾结反动政府镇压工人罢工是家常便饭。所以，资产阶级国家决不是象拉萨尔之流所讲的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而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林彪“念念不忘”他那个“镇压之权”，同样是为了要对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护身法宝，它好比粟米布帛
    一样，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如果政权变了颜色，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两遍苦，受两茬罪，重新回到旧中国的苦难深渊中去。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林彪大肆鼓吹“忠恕”、“仁政”的反动谬论，也正好反映了他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忠顺。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反动的中庸之道是骗人的谎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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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阶级是“仁政”，对另一个阶级就是暴政。我们小组有位老工人说，解放前她给资本家当佣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侯，老板总要在她脖子上拴一根绳子，为的是一夜几次起来准时给老板的小孩喂奶。一年冬天，她三岁的妹妹死了，父亲在夜里冒着风雪去叫她，老板却不准她离开一步。这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也是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的“仁政”。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恰恰说明他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对于人民，他是决不会施“仁政”的。一切搞“克己复礼”的反动派，都必然要用“仁政”一类的鬼话来骗人，我们决不要上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时期，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这是由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疯狂地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秦始皇之法”，是“独裁”，是“暴政”，狂吠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他这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他真的不要专政了呢？不！绝不是。在阶级社会里，专政是有阶级性的，不是革命的专政，就是反革命的专政。林彪自称是一个“恃德者”，但“仁慈减得震天响，屠刀磨得雪雪亮”。只要看看他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明白了。他一面在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另一面却在背后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篡党夺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一网打尽”。他所“恃”的“德”，就是要“兴”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继”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举”牛鬼蛇神包括已被打倒的汉奸卖国贼这帮“民”。林彪“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林彪一伙越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越应当巩固和加蓝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去做，我们才能保卫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当前，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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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事物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是巩固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社会上一阵风，里
    一层浪。我们厂里在企业管理路线上也存在有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现象。我厂原来是一家金笔厂，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全厂工人两只手，成功地制造出手表上用的宝石轴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起来造了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反，使生产大幅废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前一时期，在企业管理路线上，厂里出现了借口“正规化”而抵制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某些新生事物的现象。我们工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过历史教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也大搞“正规化”，结果“电气、煤气、冷暖气，丢掉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拉萨尔宣扬“合法手段”，孔老二要“正名”，林彪鼓吹“名正言顺”，都是要把向前发展的社会拉向后退，去“合”剥削阶级之“法”，“正”倒退复辟之“名”。“合法”、“正名”就是“克己复礼”。今天，离开依靠工人阶级去搞什么“正规”，说穿了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我厂重新“正规”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当年，革命导师马克思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哥达纲领》进行了逐条的批判，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迎头痛击了拉萨尔信徒们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今天，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理论，也要学寸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伟大实践。“激光打孔要聚焦，抓住要害批林彪”。我们一定要反复深入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资产阶级的右倾复辟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前进，反对倒退。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成了革命人民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复礼”和反“复礼”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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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克己复礼”。“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弄清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揭露“天才论”的反动性，肃清“天命论”的流毒，摧毁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基，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林彪喋喋不休地鼓吹“天赋之才”，把人的认识水平的高低、才能的大小，说成是由“天赋”、“天资”、“天分”的差异决定的。他无耻地吹嘘自己“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在林彪看来，“脑袋长得好”“特别灵”的，“天资”、“天分”也就特别高，是“天才”。“天赋之才”的说教，是林彪的新发明吗？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早就鼓吹过。孔子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竭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吹嘘自己是“知天命”的，高唱什么“天之历数在尔躬”，把人（实际上是孔老二自己）同天命联系了起来。这种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必然引出“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孔子就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圣人”、“天才”。他周游列国，到处乱窜，有一次走到宋国，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大司马桓魋对此非常不满，就叫人把大树拔掉，孔老二也只好夹着尾巴跑掉。后来，他对
    他的门徒说：“天生德于予，桓雕其如予何！”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如果孔子是“天生德于
    予”的“天才”，为什么竟连桓魋要杀他、赶他走也不知道呢？又为什么被桓魋一吓，就象老鼠一样，溜之大吉？孔子到了陈国，四方的人都不理睬他，“七日不火食”，弄不到饭吃。如果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为什么连饭也混不到吃呢？这都是对自命为“天才”的孔老二的绝妙讽刺。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说什么世界上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认为有什么“天降之才”，把“天”与“才”联系起来。孔子的“生而知之”和孟子的“天降之才”，就是林彪“天赋知识”、“天赋才能”的渊源。可见林彪的“天才论”就是孔孟“天命论”的翻版。
    林彪鼓吹“天才论”，当然也有创造，他为了骗人，不得不对“天赋之才”作一些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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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认为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材，人的智慧和能力，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又说：“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说得多全面啊！这种一方面“天生”，一方面“教育”的结合论，在知识、才能的来源问题上，名日二元论，最终也必然滚进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泥坑。既然天生就有超人之才，何必后天再去教育呢？用“且受于人”来掩饰“既受于天”，这种陈词滥调，在孔家店里也有的是。
    孔子在鼓吹“生而知之”的同时，不也说过“学而知之”一类话么？岂止说说，他还身体力行，聚徒讲学，忙得不亦乐乎！孔子所谓的“学”，当然不是指的社会实践。孔子是最看不起社会实践的，他把生产劳动视为“小人”的“鄙事”，是竭力反对的。他那个“学”，是叫人们向“生而知之”的“圣人”学习，特别是要人们学习奴隶主大头目周公为维护奴隶制度而制作的“礼”。孔子大吹大擂地说，只要知道了周代的奴隶制，“虽百世可知也”。孔子那个“学”，也完全是唯心主义“内省”、“慎独”的一套，只要“默识”，闷声不响，闭门修养就行了。孟子更进一步发挥说，“学”不必“外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只要努力“内省”，扩充自己的“心”（思想感情），就能了解人的天生的本性，就能知“天命”了。
    林彪在宣扬“天赋之才”的同时，也讲一些“教育”、“学习”以至于“实践”之类的话。这不过是用来骗人的点缀品。他说，教育也罢，学习也罢，不过是使“自己的天资能够无限的发挥”而已。按照这种说法，“天才”的脑袋好比是个装满了知识的仓库，这些“知识”都是“天”也即上帝所“赋”予的，“教育”、“学习”仅仅是打开仓库的一把钥匙。“天才”的脑袋一旦加上“教育”、“学习”，便会豁然开通，仓库里的知识就鱼贯而出了。反之，如果缺乏“天赋”，等于仓库里缺货，即使加以教育，用钥匙打开，也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再努力学习也没有用。你瞧，大家“一起搞斗争”，“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有的人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因为你没有“天赋”、“天资”嘛！这样，在林彪所谓的智慧和才能是天生和教育“结合”的笼子里，除了一堆孔孟“天命论”的狗屎以外，剩下的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人的知识、才能的高低，完全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作为认识、思维器宫的头脑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后天实践提供的原料或半成品，是生产不出任何思想来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林彪鼓吹“天才论”，完全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然背叛。
    二
    林彪胡说：“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我们与他们“有天壤之别”。这样一“别”，就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聪明的“高贵”者，另一类是天生愚蠢的“卑贱”者。林彪怕别人不懂他的意思，还对此作了绝妙的注释，说：老百姓谈的是“怎样种田”，“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这种“天壤之别”论并不新鲜，也是从孔家店那里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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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从“天命论”过渡到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人的知识、才能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说什么“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有智慧的“上”等人与愚蠢的“下”等人，是天命注定的，永远不可改变。孔子炮制“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谎言，目的在于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永恒化提供理论根据。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你看，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深明大义，注重道德，奴隶们只知种地和求利，这不是“天壤之别”吗？孟子进一步发挥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疯狂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天壤之别”论的反动实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反动阶级的“圣人”们总是认为，“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服，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
    孔孟宣扬吃人的“天下之通义”，博得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热烈喝彩，并不断地加以修补发挥。在汉朝，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地主阶级的“圣人之性”是上等，是天生的善，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则属于“斗筲之性”(“斗筲”，指卑小微贱)，是天生的愚蠢，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董仲舒就是用“性三品”这种反动“通义”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作论证。
    林彪所谓的“天壤之别”论，也是为了维护他们这一小撮“天马”的特权，永远把劳动人民作牛作马。林彪一伙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这同孔孟所谓的“先知觉后知”完全是一个调子。朱熹不是吹捧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在孔子、林彪一一类骗子的心目中，广大劳动人民都不过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的“群氓”、“马大哈”，要是没有他们这儿个“先知先觉者”来开发“民智”，历史“千年暗”，人间“于年愚”，那怎么了得呀！林彪一伙拿这种“天壤之别”论来拾高自己的身价，贬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真不愧是“摩登圣人”！孔子早已去见周公了，历史还不是照样前进！林彪这个“天马”，摔死在沙丘上，地球照样转动。这是历史对自封“天才”的人的无情嘲弄。林彪一伙在他们的“天才史观”受到批判以后，又用“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谎言来进行狡辩，妄图用折衷主义手法来掩盖其鼓吹天才史观的狰狞面目。这种“共同创造”论，历史上也早已有之。孔子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孟子也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孔孟这种谬论的真实含义，由唐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卫道士韩愈明白地说了出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就是说，你出“力”养活我，我出“智”来治你。历史原来就是这样“共同创造”的。这真是十足的强盗加骗子的逻辑。
    三
    林彪不仅把历史胡说成是“天才”、“圣人”的历史，还故弄玄虚地说：“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儿千年才出现一个”。这种“天才”“罕见”的说法，也同样是从孔家店那里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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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卓就鼓吹“才难”。他说，象“唐虞”那样的兴盛时期，能治理天下、称得上“天才”、“圣人”的人，也仅仅只有九个。而在舜时，“舜有五人而天下治”，只有五人。孟子进一步发挥了“才难”的说教，他利用古代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其间凑巧相隔约
    五百年这一偶然现象大做文章，狂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安图在“天才”、“圣人”头上再加几圈灵光，借以愚弄人民。林彪的所谓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同孔孟的“才难”又有什么两样呢？
    说到“才”，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就拿孔老二来说吧，他自我吹嘘为“天生德于予”，是进入了“知天命”的圣境的“哲人”，他的徒子徒孙给他拾轿子吹喇叭，把他比作麒麟、凤凰、秦山、日月、天地，简直捧上了天。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则骂他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材！是一个专门“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的骗子！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却也以“天才”自居起来，这岂不滑稽可笑！
    什么“才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设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同一时代的人，连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天命论”不仅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是天给与的，而且也把历史说成是按照天的意志发展的。它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换，著名人物的出现，都看成是天命、天意所定。什么“几百年出一个天才”！这就是反动统治者大肆宣扬的所谓“五百年风水轮流转”。这种历史循环论、历史宿命论，就是“天命论”的一种表现。林彪和孔孟都鼓吹“儿百年、儿千年”出一个“天才”，这又一次证明“天才论”同“天命论”的血缘联系。
    孔子和林彪，一个鼓吹“才难”，一个宣扬“天才”要“几百年、儿千年”出一个，非常“罕见”，这一唱一和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吹捧自己，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物以稀为贵，“天才”越少身价越高。既然“天才”人物是那样罕见，又是上天决定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拜倒在这些“天才”人物的脚下。孔子说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天才”，那是天给与的，你能违反么？孟子也活不知耻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你能不听他的反动纲领办事么？林彪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把自己看成是当世罕见的“天才”、“超天才”，是能“独往独来”的“天马”，你能不对他顶礼膜拜么？但是，可悲的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才论”吹得越厉害的人，它的破产也就越快。孔子为复辟奴隶主统治奔走一生，结果到处碰壁，最后只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竞想出国流亡去。林彪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卧室，夜以继日地做他的复辟梦。结果，这个“罕见”的“天才”也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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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
    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机会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有什么关系？实行尊孔会滚到什么地方去？解剖一下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那时，袁世凯的复辟丑剧正在粉墨登场，但是陈独秀不敢站出来公开进行反袁斗争。十一月，他将道、儒、释三家并列，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不敢坚决批孔，这是他政治上不敢坚决反袁的妥协性的表现。他还把孟轲的话当作“吾民之师资”，批评“耦耕之徒”不该“目孔子为多事”，对劳动人民的反对孔老二很不满意①，可见他实际上还是尊孔的。
    袁世凯垮台之后，一九一六年十月到第二年春之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他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强调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中正在讨论制定宪法。要不要定孔教为国教，是北洋军阀政权内部派系之争的一种表现。陈独秀不号召推翻这种统治，却认为只要帝制破产，民国保存，就可以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
    陈独秀对孔家店的批评，只限制在名教、三纲五常等范围内，除此以外，不再逾越雷池半步。照他看来，纲常名教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说来说去，批评孔教是为了提倡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求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陈独秀的批评孔教，不过是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回光返照而已。辛亥革命的失败
    ①《抵抗力》，见<新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三号
    ②《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新青年》二卷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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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路走不通。陈独秀站在旧民主主义立场上批评孔教，虽然在对封建势力的冲击上起过一点作用，但是他所宣扬的却是过时了的思想，实行他的一套是只能倒退到老路上去的。
    陈独秀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批评孔教，这种批判必然是极不彻底的。他颠倒历史事实，把孔学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秦火以还，百家学绝”的结果，把账算到了秦始皇的身上，观点十分反动。他美化孔老二的天命论，说“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把孔老二这个顽固、保守的复辟派，说成是有“特识”的、“变古”的革新派①。他还把“仁”、“义”、“忠恕之道”等反动观点说成是“普通实践道德”，非孔学所独有，如果人们照着去做，他还要“敬其为人”呢！②由此可见，陈独秀是站在反动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用折衷、调和的态度去反对孔学，不仅批判极不彻底，并且事实上起的是明批暗保的反动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发出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号召，发展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但是，陈独秀本人并没有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激发出什么革命热情。他不仅没有积极批孔，反而是从原来的立场上进一步倒退了。一九一八年七月，也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三个月，陈独秀竟突然变了调子。他过去把“忠”、“孝”等称作“奴隶道德”，这时竟说什么忠、孝、从（体现夫权的女子对于男子的“三从”）如果是“自动的”，那也并不是什么坏事③。照这样说，连纲常名教都能接受，孔老二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但是，当时由于陈独秀批评孔教才过去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注意到他的倒退，反而把他当成是“打倒孔家店”的前驱，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名声。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久他便受这大潮裹挟，自称接受马克思主义，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我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从娘胎里就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就是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之一。他幼年受的是通过科举成名的教育，后来中过秀才，考过举人，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很深。他的立场和世界观既然没有彻底改造，骨子里便必然保有尊孔的思想根子。尽管他可以参加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也可以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混进党内来，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终究要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二
    一九二五年五月起，戴季陶开始竭力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胡说什么应当“继承尧舜
    ①《通信（答俞颂华）》、<《通信（再答俞颂华）》，新青年》三卷一号、三号
    ②通信（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三卷五号
    ③《阴阳家》，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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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①。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买办豪绅势力公开活动的信号。他们以这种反动的孔孟之道为理论武器，聚集在蒋介石的周围组成了反动集团，为篡夺革命果实制造舆论准备。
    但是，陈独秀对戴季陶的复辟孔孟之道竟噤若寒蝉，连一个屁也不放。陈独秀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豪绅阶级投降，首先就是从对复活孔孟之道的投降开始的。如果追根湖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即使在批评孔教的时候，主要也只是批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说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揉合到一起，从而使儒家思想变坏了。这种思想，完全和戴季陶宣传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思想至孔孟中绝的说法如出一辙。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陈独秀更进一步和批孔斗争唱反调。他说：“我常痛根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之仇敌”②。原来总算还是道、儒、释三家并列的，这时儒家被干脆抹去，根本不提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配合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有着两条根本不同的思想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孔孟之道是势不两立的。戴季陶用孔孟之道篡改新
    三民主义，正是为了要反对用阶级斗争学说领导国民革命。陈独秀既在孔孟之道上和戴季陶共鸣，行动上必然放弃斗争。他要无产阶级实行孔老二式的“和为贵”，对资产阶级行“忠恕之道”，在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步步退却，极尽“温良恭俭让”之能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冲击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挖了儿千年封建统治的墙脚。毛主席热情支持了这场革命，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歌颂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好得很”。但陈独秀急忙捧出“中庸之道”，大叫农民运动“过火”，把革命人民恶狠狠地压制下去。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反对人民起来革命、造反的理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祭起这个法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究竟合的是哪-一家的“理”？它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起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用孔孟之道做思想基础，这决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从五
    四运动以后自称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在第一篇宣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文章中却说，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③。这就是说，他不过是要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新的辞句装饰起来，冒充社会主义。他所说的“当代贤哲”不过是杜威之流，而他所说的“前代贤哲”也就包括孔老二。他说，中国
    ①《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②《评蔡校长宣言》，见《向导》第十七期
    ③《本志宣言》，见《新青年》七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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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那就是“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包含着的”社会主义的“成分”。“均无贫”是孔老二维护种族奴隶制统治的主张，陈独秀却把它硬说成是“社会主义”。从这种荒谬的观念出发，他把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宗祠、团练、会馆、善堂”，都美化成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的基础”①。因此，他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地主资产阶级理论。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是一定要产生出机会主义路线来的。
    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这个狂热的尊孔分子，把“克己复礼”看成是万事中的大事，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去。我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对机会主义路线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早已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三
    一九三七年十月，陈独秀发表长文《孔子与中国》，公开提出对孔老二要“重新评定价值”，全面肯定孔老二，彻底暴露了他尊孔派的本来面目。这是陈独秀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从他堕落成叛徒、托派的那一天起，他和蒋介石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为了要把陈独秀收作爪牙，将他关进了监狱。一九三三年演了一出公审和判刑的假戏，而事实上当陈独秀还在狱中的时候，便已取得了宣传托派理论的自由。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把陈独秀释放出狱，让他充当反共的急先锋。《孔子与中国》的发表，就是他出狱后报效蒋介石的见面礼，它直接地配合了蒋介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尊孔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陈独秀按照蒋介石的需要美化孔老二。他歪曲历史事实，硬说孔老二“非宗教迷信”、“近于科学”，说这是“孔子的第一价值”。他还把“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当成是“孔子的第二价值”。他还完全歪曲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编造出一个结论说：“孔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里”。这样一来，孔老二就不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了②。按照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派的谬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马基雅维里式的时代，而蒋介石则被认为是马基雅维里所推崇的“君主”。陈独秀这篇文章发表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两条抗战路线正在展开尖锐斗争。因此，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要坚持抗战、维护民族独立么？欧洲是经过君主专制的王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七卷一号.当时，他是把社会主义称为“经济生活中的民治主义”的。
    ②)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末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著有《君主论》等书，主张意大利统一和君主专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过一个由君主专制国家把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改变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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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国应该统一于蒋介石。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么？不必要，欧洲经过了君主专制的王权然后才走向民主，中国等待着蒋介石的恩赐吧。这就是他在抗战初期公开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宣言。
    陈独秀从“批孔”到公开尊孔的演变过程，也是他在人民革命大发展面前越来越走向反动的过程。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时，陈独秀曾批评孔教。但当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运动发展成工农群众的反封建大革命时，他投降买办豪绅，出卖了胜利果实。接着，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反文化“围剿”的艰苦斗争中，高举着反孔的大旗。而陈独秀却已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反共尊孔的小丑。鲁迅与陈独秀的不同发展道路，说明了反孔和尊孔两条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抗战初期，陈独秀以为抱着蒋介石这个“抗战领袖”的粗腿就可以得胜回朝，公开打出了尊孔的旗号，到处反共，十分卖力。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无耻的叛徒刚刚叫过除了蒋介石就没有别的党派能坚持抗战①，转眼间广州武汉一起失陷，蒋介石只能龟缩到峨眉山下去了，尊孔自然还是起劲的，但马基雅维里式的“统一”却是丝毫没有一点指望的了。
    陈独秀在抗战后期，在尊孔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力量迅猛发展的时代。但是，在陈独秀的眼睛里只有一片黑暗。四十年代初，他看到希特勒德国横扫全欧，不可一世，以为世界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大和加强”，甚至会是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战后局势是美德对峙。他还砚颜无耻地认为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并不是坏事②。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的前途是或者做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者变成德日法西斯的殖民地，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去求“进步”。他甚至已经为此进行准备，着手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随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胡适建立联系了③。这就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出路，一条彻底卖国的出路。无奈没有能等到实现宿愿，陈独秀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死在四川。卖国未成身先死，长使走狗泪满襟。陈独秀的死，是一个帝国主义应声虫之死。他死了以后，上海的汉奸报纸曾概叹地说，陈独秀有可能参加“和运”，可惜死掉了，真是一大憾事。犬死狗悲。汉奸的惋惜一语道破了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史，这也就是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叛徒、托派、反革命分子陈独秀的反动的一生。背叛了人民的人，必然会背叛祖国；坚持孔孟之道、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的人，最终都要投靠帝国主义，滚进汉奸、卖国贼等一切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去。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到林彪，莫不如此。
    ①抗战一年》，见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②《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见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1941年1月《给Y的信》、给S和H的信》，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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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
    “仁义道德”是孔老二反动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居然也令人肉麻地讲起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了。他们吹捧孔老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是为了“关心人民”。当苏修间谍被我民兵当场擒获、驱逐出境时，又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是“反人道主义”。苏修为什么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毛主席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原来，帝国主义干反革命事业都需要“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苏修作为社会帝国主义，也不例外。
    世界上果真有什么“仁义道德”吗？不，自从人类有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仁义道德”，只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孔老二一当官，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终于撕掉了“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是侵略、被侵略，掠夺、被掠夺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仁义道德”？
    毛主席这一段话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千反革命事业的规律。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阶段，就越需要“仁义道德”这套鬼话来欺骗和麻痹革命人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拼命鼓吹“仁义道德”，也是和他的垂死性腐朽性联系在一起的。孔老二提出的“仁义道德”，本来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服务的。
    一切没落、反动的阶级，他们都需要戴上“仁义道德”这块假面具。奴隶主阶级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用帝国主义超级间谍林彪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左一个“人道”，右一个“仁义”，正好证明苏修叛徒集团已是一批垂死的反动派，他们只能靠说假话来过日子，如果不说假话，他们就一天也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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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
    帝国主义“从来不说实话”，这早已被无数铁的事实所一再证明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死了无数中国人民，可是嘴上却说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被侵略国家“共存共荣”。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通过蒋介石的手，在三年时间内用飞机、大炮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可是嘴上还高唱要和中国人民建立“极亲密的友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当年的日本、美帝野心更大，但也更虚弱，因而也就更需要用牧师的外衣把自己装扮起来。苏修明明是把东欧和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勃列日涅夫却偏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修明明是搞资本输出，却偏偏高唱“无私援助”，“兄弟援助”。在援助的幌子下，苏修不是控制别国，就是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苏修明明是搞军事扩张，侵占别国领土，却说什么是“加强和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苏修明目张胆地派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恣意枪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大喊这是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出发”，是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和利益”。苏修明明是出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却偏要喊“支持”。更有甚者，苏修明明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勃列日涅夫嘴上还说“我们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等等，真是“口里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的“巧伪人”。难怪苏修对中国批林批孔运动极端仇视，而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了。
    孔老二说，“仁者爱人也”。苏修的仁爱是假，侵略是真，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如果说苏修侵略、掠夺别国，对那些国家的人一个也不爱，那也有点冤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镇压、掠夺别国的人民的同时，对那些国家的反动派却是爱得很的。岂止是爱，而且和他扪勾结起来，和他们建立“友谊”。当然这种“友谊”是建立在跟着苏修指挥棒转的基础上的。不然的话，即便你是反动派，他也还是要把你一脚踢开的。苏修对中国人民极端仇视，可是他却十分爱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叛徒，卖国贼。对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
    -一个又一个的垮台和归西天，苏修真是如丧考妣，发表言论，表示哀悼和“同情”，把他们说成是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是“国际主义的力量”。苏修所说的“健康力量”、“国际主义力量”，实际上是代表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苏修越爱林彪，就越证明林彪一伙是苏修的“超级间谍”，是妄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甘当儿皇帝的叛徒、卖国贼，也越是证明苏修“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假，而想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由此可见，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一个接着一个的垮台，对苏修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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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允许“灭国”再“兴”
    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陆晓禾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孔子为了实现“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纲领，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全盘继承了下来。他不但多次书写“克己复礼”的条幅，而且还疯狂叫嚣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进行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和孔老二对“灭国”如此感兴趣，是由其反革命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列宁说过：“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历来的剥削阶级所以能够游手好闲、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能够用鞭子、刑棍、屠刀、枪炮残害劳动人民，就是因为他们依附在剥削阶级国家机器这座靠山上。靠山倒坍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乐园”也就随之崩溃了。因此，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讲，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政权被推翻，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事。他们想卷土重来、再踏在人民群众身上作威作福，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灭国”再“兴”。二千多年前，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击下，“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面临这种局面，天天都为“兴灭国”而栖栖遑遑地奔走呼号。他看到齐国的地主阶级代表陈恒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后，立即斋戒沐浴去朝见鲁哀公，要求兴师动众讨伐，再建齐简公的“灭国”；单是在墨子的“非儒篇”里，就记载了孔子搜罗一帮狐群狗党向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反攻倒算的七件坏事。奴隶主之国，对于孔子，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林彪也不例外，他想自己当“皇帝”，让人民群众做牛做马，那一天不在为“兴灭国”而苦心经营。他们全部的反革命活动表明了，这伙叛徒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图谋推翻工农兵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兴”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灭国”再“兴”，决不是简单的招牌变换、政权更替，而是意味着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当年的孔老二提出要“兴灭国”，目的是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统治秩序，让已经处在小农经济下的广大农民倒退到奴隶社会，再次充当听任贵族们使唤的工具。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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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林彪叫嚷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说穿了，就是要回到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旧社会，使已经解放了的劳动人民重新套上脚镣、手铐，受二茬罪。
    我们是深知林彪那个“国家机器”的真正内容的。它就是老年工人经常给我们青年工人讲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那时，我们公交工人被骂作是“臭开车的”、“臭卖票的”，老师傅们不仅要受到祥人、资本家的剥削欺压，还要受到地痞流氓的敲榨勒索。工人偶然脱班，老板就凶神恶煞地喝“滚蛋”；查到一张漏票，“饭碗”就保不牢了。特别令人气愤的是，车辆开过外白渡桥，“守桥”的洋鬼子竟要我们向他鞠躬。在万恶的旧社会，“工人头上三把刀，老板、工头、外国佬；工人面前三条路，饿死、冻死和反抗”。可见，“灭国”再“兴”，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重演。让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得逞后，那么，被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这些“逸民”就会被“举”上台来，再来榨取劳动人民的骨髓血汗。正是在这个关键的一点上，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紧紧捧牢鼓吹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不放，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复仇的希望死死地系在所谓“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之上。上钢一厂就有个反动资本家，在他以为气候适宜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指着厂房、机器对工人讲：“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要统统还我！”最近，这个厂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大叫：“我就是要讲唯心论，讲孔孟之道”！这些家伙凭借他们反革命的本能，对资本主义复辟与孔老二的“兴灭国”之间的关系是心领神会的。
    当然，阶级敌人企图“兴灭国”，决不仅仅是希望而已，他们随时都在“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为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驱使，从来就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百般留恋已被革命人民剥夺了的不劳而获的“天堂”生活。一遇机会，他们就会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兴”资本主义的旧中国。这一灭一“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阶级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罪恶阴谋，他们还想方设法图谋勾结国际上的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企图里应外合一起“兴灭国”。林彪一伙是按照孔孟的“小国师大国”行事的，他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扬言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置于苏修的“核保护伞”下，让苏修的力量来“箝制”国内的革命力量。“灭国”再“兴”，正是引狼入室，容忍苏修的坦克蹂躏我国的锦绣河山，让这伙强盗在我国横冲直撞，而使中国人民沦为亡国奴。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讲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一伙为了“兴灭国”，最后却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当然，他所代表的阶级还在，一小撮“逸民”还在，这些人是永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在垂死挣扎，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谁要“兴灭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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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之道”和“绝”
    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
    “中庸”，用孔子的信徒朱熹的话说，就是“不偏不侍”，乍看起来，它似乎是同“把事做绝”对立的。最近偏又看了《东郭先生和狼》这本小册子，就不得不发些异议了。东郭先生在路上遇到一条被赵简子的军队追得无路可逃的中山狼，狼于是向东郭先生求救，爪子伏在地上，眼里含着泪珠，哀求东郭先生救它，并表白它和别的狼是“有别的”，是“决不吃人”或不做坏事的，总之是很“中庸”的。它的“中庸”面孔得到了东郭先生的信任，在书袋子里躲过了赵简子军队的追歼。但从东郭先生的书袋里出来以后，狼就是另一副嘴脸了，眼闪凶光，眦牙咧嘴，它要用东郭先生的脑袋来报答救命恩人了。看到这里，仔细一想，类似这狼性的人在历史上也不罕见的。别人且不论，就是那个高喊“中庸是最高道德”的孔老二，别人问他用什么办法从政，他总是答“子为政，焉用杀”。可是他才代掌宰相大权七天，就迫不及待地杀了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少正卯，并且陈尸三天，杀一微百；临下台，还要堕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都城，不但没有一点不偏不倚的味道，倒象是条披着人皮的中山狼。
    无独有偶，林彪一边高呼“中庸之道合理”，“凡事勿做绝了”，一边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法西斯封建王朝，妄图使用大炮、飞机、毒气…谋害中央领导同志，甚至还要联合美帝、苏修，引群狼入室，不惜把中国重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你看，这手段又有多毒！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事实恰是如此！反动派对人民是从来不中庸，决不施仁政的。
    自己不实行，为什么还要高喊中庸“是必须遵循的道”，“天下永恒不变的理”？看看孔老二在“中庸”毒药上贴的“民鲜久矣”的标签就清楚了，原来“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孔老二所在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们起来造反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变革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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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了，奴隶制朝不保夕了。此时孔老二无别计可施，便抛出中庸之道来，其意是要奴隶们“不偏不倚”，甘心情愿地被奴隶主驱使，永当会说话的“工具”；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安分守己，莫犯上作乱，从而保持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可见，中庸之道正是孔子用以麻醉人们，挽救奴隶制的一根救命稻草，是地地道道的复辟之道，明明白白的骗子哲学。
    但是，说“中庸”贩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中庸，那也未免冤枉。比如，袁世凯为了当儿皇帝，在日本洋主子面前，就“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密签了二十一条，用中国的主权来换取主子的欢心和豢养。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这个“真心的公理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结果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一撤再撤，让出了东北、华北…。林彪这个法西斯恶棍，在革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面前，不是也如丧考妣般地大叫“骂绝了”，“斗绝了”，“做绝了”吗？你看，对他的“洋爸爸”和修正主义小兄弟，他是多么“中庸”、“仁爱”呀1
    这也难怪。深得孔孟衣钵的林彪，自然是很重视“孝”“悌”之道的，何况孔子还说过：“做父亲的偷了羊，儿子就要为他隐瞒”；当人民的铁拳已经砸到他“洋爸爸”和小兄弟的头上的时候，这怎能不叫他悲痛欲绝呢？只不过他这一番“中庸”的嚎叫，不但不表明他的“不偏不待”，相反，尽露出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豺狼面貌。林彪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想起《聊斋志异》里《画皮》中的魔鬼，用一张画得美人儿般的皮被在身上，并且说话娓蝇动听，笑容“可亲”，但谁要是被她迷惑住，谁就连命也搭进去了。因此，“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如若不然，就会上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并不少见的。巴黎公社的教训，很可以发人深省。辛亥革命时的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女士的大地主章介眉，却叉将他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结果反饮了章介眉一伙的枪弹。中庸之道正是“毒
    生
    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补充”，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公开告诉反动派，对反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斗绝，要从根掘，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战斗。
    学习与就荆
    挖掉孔子这个反动思想的大垃圾堆，必然要引起一群苍蝇的嗡翁叫。苏修、美帝、蒋介石、南朝鲜…不是感到有如伤筋断骨似的苦痛，而拼命的污蔑我们这一伟大斗争吗？但这恰从反面证明我们做对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因此，我们必须横扫一切害人虫，直到他们在地球上绝迹的时候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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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牙《哥达纲领批判》
    mtititiitititiitimt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金盛曦
    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在这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广大工农兵群众正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努力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进一步掌握批判的武器，在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指导我们当前深入开展批林
    乙
    批孔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应当反复学习。
    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和领会这部著作，要特别注意针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几个基本问题，并联系当前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复弄懂弄通。
    (一)《哥达纲领批判》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同机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的尖锐对立。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革命的阶级有革命的纲领，反动的阶级也有反动的纲领。浸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是一个代表当时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纲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早已创立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也已成立了。特别是，巴黎无产阶级英勇起义，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哥达纲领》竞然捡起拉萨尔的破烂，宣称要通过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行社会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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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是地地道道的大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反动。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马克思从报上
    一读到这个纲领草案，立刻就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逐字逐句地对它进行批判，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伟大著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马克思在批判机会主义纲领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纲领。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向拉萨尔机会主义倒退的纲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围绕着纲领问题的斗争，始终是尖锐激烈的。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这就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仇视这个纲领的。林彪捡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当作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党的纲领。因此，我们同林彪之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学习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我们今天批深批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一定要反映到党内来，并形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充分斗争的年代，也是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拉萨尔派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产生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亲自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作斗争，而且教育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作斗争。经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拉萨尔派已经“陷入极端因难的境地了”。《哥达纲领》的出现，是向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动的新反扑。马克思为了打退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发扬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抱病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这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同时，在批判过程中，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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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通过《哥达纲领批判》教育我们，在路线问题上，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决不能搞折衷调和。在当前正在深入展开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总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要坚持发扬反潮流精神，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三)《哥达纲领批判》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
    的指南。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资产阶级效劳。拉萨尔的经济学鼓吹“既经合法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是完全不可侵犯而合理的”。这就暴露了他作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反动面貌。《哥达纲领》-一方面空谈“劳动”和“社会”，一方面空谈“国家帮助”，散布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工人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幻想。《哥达纲领批判》从对拉萨尔经济学的锐利批判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讲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无产阶级只有发动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社会祸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无产阶级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锐利武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恢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这伙牛鬼蛇神再度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主人，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踩在脚下，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林彪在经济领域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妄图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地位，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象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主的“井田制”那样，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真正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而斗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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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达纲领批判》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是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保护的。拉萨尔派竭力美化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整个反动的上层建筑，散布“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对民主奇迹的信仰”。这是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屈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背叛。马克思通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还论述了民主、自由、教育、信仰等上层建筑范畴的阶级性质，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专政指示了方向。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林彪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恃力者亡”，根本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教导，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的革命，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哥达纲领批判》还论述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对拉萨尔鼓吹的把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都当成“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还对拉萨尔之流鼓吹的狭隘的民族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其形式来讲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学会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分清敌、我、友，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批判林彪的分裂阴谋，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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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无产阶级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总结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批判拉萨尔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康庄大道。《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德国工人运动有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是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爱森纳赫派，一个是由拉萨尔分子所控制的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这一派的组织，是一八六三年五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是这个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拉萨尔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以便利用马克思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同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相勾结，扼杀和出卖工人运动，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东拼西凑，搞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宣扬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反动“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四年的一年中，他同俾斯麦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经常书信往来。他公然说什么工人等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社会独裁制的天经地义的承担者”，等等。拉萨尔甚至还把“联合会”的章程“尊敬地”送给俾斯麦过目，从而领取反革命津贴。一八六四年八月，拉萨尔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同别人决斗，中弹而死。他可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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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以后，他的徒子徒孙贝克尔、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控制着“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十九世纪五十一一六十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同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势力勾结，用各种方法削弱工人运动。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者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这一派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代表，于一八
    六九年八月，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人们称他们为爱森纳赫派。
    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是根本不同的。
    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所推行的政治路线代表了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至于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爱森纳赫派，有些观点—比如在纲领中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不同意的。但是，在他们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坚决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出了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提出了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宣布爱森纳赫派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拥护国际的一切努力，等等。所以，从总的方面来看，爱森纳赫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
    爱森纳赫派成立以后不到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接连败退，普鲁士军队横行法国，直逼巴黎城下。巴黎的工人阶级为保卫巴黎，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政府，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并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巴黎公社。在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中，爱森纳赫派执行了第一国际的指示，为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路，为支持巴黎公社起义，声援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斗争。而拉萨尔派却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普鲁土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勾结，破环法国工人斗争。
    由于两派推行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特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护。相反，拉萨尔派所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由于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日益广泛的传播，促使许多会员对“联合会”的头目越来越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方面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森纳赫派路线对了，一天比一天兴旺，人数从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使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与此相反，拉萨尔派路线错了，搞机会主义，结果被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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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人所抛弃，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头子曾经扬言他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最后只好带着几个死党狼狈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搞修正主义，开历史的倒车，是没有前途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
    拉萨尔派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到一八七四年，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拉萨尔派想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影响，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两派合并的要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也说：“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
    既然拉萨尔派找上门来，要求合并，这就在爱森纳赫派面前提出了一个要不要合并，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合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八七一年，原来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在统一的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因此并不一概反对合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李卜克内西等人，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还明确指出：“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马克思还告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如果拉萨尔派拒绝放弃机会主义路线，就只能同他们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不要仓促进行合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并没有被他们所接受。李卜克内西等人一心迷恋两派的合并，鼓吹“必须有所让步”，并且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一起起草了一个浸透了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后来略加修改，就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被通过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反动、大倒退。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要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最后而最完备的表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可是，相隔二十七年后出笼的《哥达纲领》，却离开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以便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目的。
    第二，在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工人以及怎样剥削工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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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极其深刻地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可是，一八七五年炮制的《哥达纲领》，却把拉萨尔捏造的“铁的工资规律”塞了进来，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妄图永久保存雇佣劳动制度。
    第三，在无产阶级要不要用暴力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可是，倒退的《哥达纲领》却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反动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所谓社会主义。
    第四，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一八五○年，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可是，《哥达纲领》却背叛马克恩主义，鼓吹所谓“自由国家”，安图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在要不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贫苦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哥达纲领》却跟着拉萨尔主义，认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第六，在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的獬放事业是国际性的，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哥达纲领》却完全抛弃了这一原则，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上见到这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草案的时候，一致认为，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坚决表示决不能容忍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这样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为了帮助德国党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能够真正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同时，也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时地对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的、严肃的批判，并且严厉地批评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一八
    七五年三月，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深刻地批判了纲领草案，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同年四、五月间，马克思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哥达纲领》草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严厉的批判。在五月五日，即马克思生日的那一天，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一位领导人白拉克，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体现了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在《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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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也就是说，在路线问题上，必须坚决反对折衷调和，决不能同机会主义同流合污。正如毛主席说的：“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马克思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拉萨尔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是，拉萨尔的思想政治路线还在腐蚀着当时德国的工人阶级。今天，林彪也死掉几年了，同样，他的反动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还会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人们。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已经毒害人们两千多年了。可见，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很激烈的。如果不斗倒拉萨尔机会主义，如果不斗倒林彪的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获得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我们广大工农兵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革命批判精神，反对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三)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到了一八九一年，即《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后的十五年，才由恩格斯把它发表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里提到，当纲领草案被正式通过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要发表一个声明，表明他们和《哥达纲领》“毫不相千”、“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哥达纲领》通过以后，德国工人在实际斗争中，对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纲领中“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而那些资产阶级蠢驴们也没有能够嗅出纲领的机会主义内容，没有抓住这个纲领大作文章，反而把它当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加以郑重对待。这就是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到的：“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指出：“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
    另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除了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以外，还对李卜克内西在起草纲领中所犯的向拉萨尔主义投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是不是要在全党公开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错误，这要看时机和条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讲究斗争策略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反对两派无原则的合并，但是当两派合并以后，他们还是满腔热忱地支持和指导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之尽可能达到好的结果。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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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两党合并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合并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队伍扩大了。但是，由于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由于统治阶级不断地变换反革命策略，也使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得到了发展。
    两派合并以后不久，象杜林这祥一类“江湖骗子”，就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跳了出来，贩卖折衷主义，狂妄地叫嚣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改革”，并且纠集莫斯特、伯恩施坦等人组织小宗派，从事罪恶的分裂活动。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反杜林论》，迎头痛击了这股机会主义思潮。
    两派合并以后的第三年，即一八七八年，反动的俾斯麦政府大搞白色恐怖，颁布了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令，即所谓“非常法”。“非常法”实行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有的不坚定的分子退了党，有的屈服于敌人的压力，主张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个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敌人的镇压，使那些在折衷主义旗子下贩卖机会主义的骗子被迫现出了原形，这就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党员群众，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从而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党的影响。狡猾的敌人于是变换了反革命策略，在一八九○年十月废除了“非常法”，鼓吹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跳出来，吹捧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鼓吹议会道路。这种情况，正如列宁说的：“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对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以决不妥协的精神予以迎头痛击。当“苏黎世
    三人团”跳出来攻击阶级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严正指出：“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人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并把哈赛尔曼开除出党。
    一八九○年十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十儿年阶级斗争的实践，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袖逐步认识到十五年前的《哥达纲领》有错误，需要修改。但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给机会主义这个“鬼”缠住了，不能从思想上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企图翻案。因此，李卜克内西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中，一面摘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加以利用，一面又不指名地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攻击。可见，到底怎样修改纲领？今后的纲领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紧迫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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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孤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
    八八三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是很激烈的。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机会主义滋长起来了。它对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下去，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尽量少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党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由于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的锻炼，觉悟有了提高。这样，“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一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另外，这时俾斯麦政府的“非常法”已废除。在“非常法”期间不能办到的事有可能办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恩格斯为了“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一八九一年发表了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但是，《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却是一个斗争过程。机会主义者十分害怕这篇文献的马克思主义阳光照进工人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公开发表。党内一些同忘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在同机会主义斗争时摇摇摆摆，不能理解公开发表的伟大意义，也反对这个英明的措施。
    当时，围绕着发表还是不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斗争情况，在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信中都有反映。李卜克内西等人不但在信中猖狂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而且企图强行阻止。面对这些复杂的斗争情况，恩格斯坚决地说：“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蒉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恩格斯抱着“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的信念，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不怕各种威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这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立场，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五)
    《哥达纲领批判》的胜利发表，沉重地打击了机会主义思潮，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分析当时德国党内斗争形势的时候，满怀胜利的豪情说：“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一八九一年十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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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爱尔福特纲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进行了分析批判，特别是批判了草案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的话，预示着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都日益激化起来。这种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头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早在一八七九年“非常法”时期，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就开始暴露出他的修正主义嘴脸，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两面派伯恩施坦当时伪装梅改，实际上采取了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革命策略，用“韬晦之计”隐蔽下来，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果然，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个家伙立即撕下伪装，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他公开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疯狂地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革命内容。接着，第二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当这股气势汹汹的修正主义逆流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旗帜，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头痛击了这股逆流，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说得完全对：“十九世纪未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革命战斗序幕由列宁揭开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就是一场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激烈战斗。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旗帜，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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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料
    拉萨尔言论摘编
    一、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分配决定论”，
    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劳动分工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生产才变得日益有效和廉价，这一从劳动的本质中产生的规律，是唯一的经济规律。为了比较，这一规律可以叫做“自然规律”。它并非自然规律，因为它不属于自然领域，而属于精神领域，但它同电、重力、蒸气压力等等一样，具有同样的必然性。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
    于是，在一切民族中，出现了一批个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抓住了这一仅仅由于一切民族的精神本质而存在的社会自然规律，而从这些民族所创造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抛出一丁点残屑给令人吃惊的、极其贫困的，被无形镣铐束缚着的民族，这一丁点儿东西，即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资料，是从前任何文化的野蛮人在顺利的环境中也能得到的！这同有些人恨不得宣布重力、蒸气压力、阳光的温暖是自己的财富一祥！他们养活人民，就象给机器擦油和生火一样，为的是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即他们的食物仅仅被作为必要生产费用加以考虑。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
    版第三卷第九O页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大生产现在已成了共同的合作生产，那末产品分配仍然不是共同的，而是个人的，也就是说，产品不仅作为物品，而且作为价值变成了企业主的个人财产，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一方面是这种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是分配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构成了那种深刻的矛盾，“进行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本质上是由这种矛盾决定的”。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七二页
    二、鼓吹“铁的工资规律”，为雇佣劳动制度唱赞歌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就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的中心点，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那时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婚姻频繁、人口增多，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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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但是，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低于这个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
    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不断地上下摆动，时而高些（在所有的或某些劳动部门的兴旺时期)，时而低些（在或多或少普遍贫困和危机时期）。
    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必要的范围内一一我再重复一遍一，这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支配工资的那个铁的严酷的规律。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七—六八页
    通过自愿联合使工人等级上升为工人自己的企业主的地位，这是取消企业主利润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法。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消灭目前生产条件下仅仅给予工人以生活所必需的雇佣工资、而将其余的全部都给予企业主的那个铁则，乃是改善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正确、唯一实际、唯一符合工人等级合理要求的方法。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三页
    三、否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专制君主由于其地位异己于一切阶级矛盾，高居在社会及其利益之上，至少能够根据自己的力量献身于共同的幸福，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他是否这样做或做得怎样，这依赖于场合，依赖于他个人的智慧，才干及其全部性格的倾向。他至少能够这样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实际上，古老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兴盛时的座右铭是：什么也不通过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一页
    国家最后的和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地发展并不断完善人类；换句话说，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能够达到的全部文化。国家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五○一
    五一页
    我争取工人的自由协会，但同时也争取普选权，因为我希望这种协会，并且认为只有在国家有效的文明的保护之下才是可能和实在的。
    我认为国家崇高而伟大的任务是发展人性的萌芽，国家从有历史以来这样做了，并将世世代代做下去，我要求国家这个一切人的机关用自己有效的双手安排一切人的生活。
    先生们，这种学说不是宣传破坏和野蛮行为；这是最高度的国家学说。
    先生们，不管我们观点如何分歧，但是我们一致反对这种对一切道德的破坏！我同你们一起反对现代野蛮人，保卫文明的永恒的圣火一国家！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
    八ー
    -二八九页
    可见，国家是属于你们的，先生们，属于贫苦阶级，而不属于我们上层等级，因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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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你们组成的！我问过什么是国家？现在你们从几个数字中比从几卷巨著中看得更清楚：国家，这就是你们，就是最贫苦阶级的庞大协会！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九页
    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国家是把个人统一为一个道德整体，这种统一使得加入其中的一切个人的力量增长千万倍，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的个人力量无限地增长。
    拉萨尔：飞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页
    国家的使命是，而且应当是通过一切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帮助个人实现他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二页
    国家的方针目的是在：通过人们的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实现和达到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那种目标和生存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个人说来是难以想象的那样多的教育、力量和自由。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一三二页
    只有国家帮助可以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这是一条不容置辩的规律。工人可以完全合法地要求改善整个工人等级的状况。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这项要求使工人与国家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国家以必要的资本即必要的信贷帮助工人协会。而帮助人类取得伟大的文明成就并发展这些成就，正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所在。这就是国家的使命。国家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国家一向为此服务，也应当为此服务。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实际上这种合乎道德的国家思想早已是国家的动力。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往往是由事物的理智的力量不顾国家意志，甚至违反国家领导人意志而不自觉地发生的。因此，如果工人等级的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那这只是走向自觉，使那种一直是不自觉的国家的有机本质成为自觉的社会目的。
    这就是一切人类发展的伟大继承性和统一性：这里没有任何完全新的东西，这永远只是达到自觉，使自古以来已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事物的有机本质成为自由意志。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第一卷第五一一五二页
    四、宣扬“剥削有理论”，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
    资本家呆在自己家里，享受巨额财富给他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好处，那是再简单、再自然和再合法不过了。
    当然，工人和小市民，总之，一切无产阶级，有权要求国家全心全意地改善工人阶级饥寒交迫的物质境遇；有权要求国家帮助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使人类文明大放光彩的财富和社会每天必不可少的各种产品的人们，并把这种帮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工人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他获得更有保障的高额收入，获得受智育的机会，从而能够过真正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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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但是尽管如此，工人永远不应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任何财产一经法律上承认，就是不可侵犯的，就是合法的。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页
    我的话可能会成为得出虚伪的结论的理由，似乎你们有理由憎恨工厂主或企业主。这是极大的误会，因为谁也不能对现存制度负责。正如我在《工人纲领》中向你们解说的，它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相反，资产阶级本身是这一过程的不由自主的产物。因此，阶级的憎恨和厌恶可能仅仅是粗暴的缺乏理解的结果，并且只能使你们的状况更加严重。必须脱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必须根据明智的得议并在有产阶级同情的帮助下和平地解除，有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科学人物奠定了解放的基础。但是，如果说非正义的有害的残酷手段只能使解除镣铐的过程发生困难，因而不应当让它俘虏那些先进人物，那末，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竟让巴师夏的信徒迷惑住了，以至相信不存在这种镣铐，那是有害的；如果诱惑和欺骗使你们失去精神和勇气，那也是有害的。你们应当对有产者和有教养的人说：“在现有文明水平下，你们必须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使我们摆脱这些镣铐！”
    拉萨尔：《论工人问题》，《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O页
    我证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是全世界解放的历史事业，它是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文化历史过程，甚至是工人等级思想发展必要的世界历史条件和过渡阶段。
    因此，我证明了这种统治客观上是合理的，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的历史统治。我用这-一点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最高的调和形式是理解束缚我们的东西的合理性。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六二页
    五、鼓吹议会道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一词的科学意义是什么？革命和改良有什么区别？
    革命意味着变革，并且总是在现存原理被全新的原理代替时进行的，是不是通过暴力，反正都一样。改良是在现存制度的原则保持着，仅仅有所缓和或比较彻底、比较正确地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里，手段没有任何意义。改良能够通过起义和流血来进行，而革命是在最深刻的领域内进行的。农民战争是企图用暴力迫使实行改良。工业革命是
    十足的革命，虽然是通过最和平的道路进行的，因为事物的旧秩序被全新的原则代替了。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三页
    评论家先生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我似乎只注意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没有注意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评论家先生说：“实际上正是应当把各种联系看作解说社会问题的正确范围。”据评论家先生说，这种联系是由中产阶级代表的。评论家先生继续说：“任何有理智的解说的首要任务正在于排除（资本和劳动的）极端性，也就是保全中产阶级，一切有远见的人都认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危险是吞噬中产阶级，越来越引起上述极端性。”我愿意乐意地承认这些论点中-一切正确的东西。它们与其说是反驳，宁可说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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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有利的极好证明。
    实际上，建立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这也正是社会问题的真正内容和实际公式。同样正确的是，保全或复兴健全的中产阶级应当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就在于它能否创造出这一中产阶级。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二八一-二二九页
    第四等级绝不要求任何新特权，正因为如此，它同全人类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事业是真正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
    从我向你们解释过的意义上说，宣布工人等级的思想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敌视；这是号召调和，是对整个社会的号召，号召消除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矛盾，这是号召团结，所有反对特权、反对特权等级压迫人民的人都应当响应这个号召；这是仁爱的口号，它一经从人民心里进发出来，将永远成为人民真正的口号，而且就其内在性质来说，甚至当人民发出战斗呼声的时候，它也仍不失为仁爱的口号！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五页
    至于法权思想，那我在哪儿也找不到比普遍直接选举权提出的一切人普遍全面地参与国家更彻底的原则。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三五页
    国家无非是工人阶级的庞大组织，工人阶级的庞大协会。因此，使小协会可能存在的国家帮助和奖励无非是作为庞大协会的工人阶级对个人自身的完全合法而自然的社会自
    助。
    再重复一遍：自由的、个别的，但是得到国家帮助和保护的工人协会，是工人等级摆脱困苦处境的唯一出路。
    但是怎样促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立刻提出明如观火的回答：这只有在普遍直接选举权的条件下才可
    能。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三一八四页
    工人等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并把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党的口号。工人等级惟有在德国立法会议中拥有代表席位，它的合法的政治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工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是利用各种合法手段通过这些形式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O页
    你们要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以便合法地、和平地、但又是孜孜不倦地、不间断地鼓动在德国各地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
    拉萨尔：飞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四页
    实践的成就的全部秘决就在于巧妙地始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最重要的一点上，不要分心。不要左顾右盼；要对一切不是普遍直接选举权的事情，或者与它无关的、以及不能通向它的事情置若罔闻！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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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
    任
    犊
    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具有鲜明的反孔思想。它的典型体现，就是对封建道学家贾政的揭露和鞭答。
    贾政是他儿子贾宝玉的对立面。他对自己的“不肖之子”很不满意，父子之间引起了多种多样的冲突，其中最根本的冲突是：贾宝玉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九回写到贾宝玉去读书，贾政托人给家塾的教师爷捎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他是竭力想把贾宝玉纳入儒家的教育规范中去。岂止是仅仅“教子读经”而已，他也是忠实地根据儒家的思想路线来统治全家的。如果说，贾母是封建大家族中傀儡式的最高代表者，王熙凤是荣国府实际上的统治者，那么，贾政则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他浑身散发着孔学的腐臭，一张口就是孔孟之道，称得上是贾府里的孔“圣人”。他与贾宝玉之间绵延于全书的冲突，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儒家思想和反儒思想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
    贾政的形象是充分典型化了的。作者多年来在动荡的生活境遇中对无数孔门信徒的观察和解剖，都活生生地熔俦在这个人物身上了。因此，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
    小说第三回，当读者还没有直接与这位“工部员外郎”见面的时候，就可听见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对他的介绍：“其为人谦恭厚道，…非膏粱轻薄之流”。此后，我们又继续不断看到各种人物对他的赞誉，什么“端方正直”，什么“礼贤下士，拯溺救危”，连那个皇帝也说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然而，曹雪芹的笔是无情的，他深刻地勾画出了隐藏在这些儒家的谀词后面的一个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谦恭厚道”吗？这要看对谁。对于封建帝王，贾政真是做到孔子所说的“为人臣，止于敬”。他一再表白：“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实在是“谦恭”极了。甚至对做了皇帝小老婆的亲生女儿，他都左一个“贵妃”，右一个“贵人”，一看见就膝盖发软，恨不得跪下去磕头。但这种态度决不是处处皆然。他对奴隶们的训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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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对于有叛逆思想的儿子贾宝玉，他动不动就骂“畜生”、“该死的奴才”、“叔出去”！法西斯气味很浓，大有恶霸作风，一丝一毫的“谦恭厚道”也找不到了。发展到第三十三回，他终于捋袖上阵，亲自抡起大板子朝贾宝玉狠命打去，打了还不够，又要拿绳子来勒死。极端的“谦恭”和极端的残暴两相结合，正反映了孔孟之道的双重反动职能。这也是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非独贾政一人如此。鲁迅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从孔孟到历代道学家，直到今天的尊孔者，都是这样。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是大谈“仁爱”、“忠恕”的吗？但这只是对苏修、美帝和国内一小最地、富、反、坏、右而言，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时时刻刻想“破釜沉舟”，恣意屠杀，来“辣手造乾坤”。只不过朱熹和贾政用的是“板子”，他想用的是屠刀罢了。
    反动阶级的爱憎是那么鲜明，但表面上却偏要装出“泛爱众而亲仁”的姿态，这是道学家们的惯用伎俩。他们是一群极端虚伪的两面派。贾政在得悉金钏儿被逼死的消息后，曾假惺惺地说：“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但是，在贾府内又何止死了一个金钏？金钏儿之死，是反动孔学的牺牲品。道学家的特点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金钏儿居然明目张胆地与贾宝玉一起说了几句道学家眼中的轻薄话，这就犯了贾政、王夫人之流的男女道学家们的大忌。既然亲生儿子也因此而被打得死去活来，那么，如若金钏儿不自杀，她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金钏儿的死，是贾政、王夫入之流所一手造成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偏偏还要在金钏儿的尸体未冷之时说什么“宽柔待下”，真是虚伪透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贾政身上比比皆是。小说的作若通过多方面的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伪君子的典型，很能概括孔孟之徒的虚伪。他不是“端方正直”么？但薛蟠打死了人他却公然徇情枉法；他不是“礼贤下士”么？但他来往最热络的是贪赃暴虐的坏蛋贾雨村之流；他不是被上司称为“古朴忠厚”么？但在他的纵容下，手下人横行不法，公然纳贿…贾政者，假正人也！这些丑行，如果由贾珍、贾赦一干人来办是不加掩饰、横行无忌的，是混不了多少日子的。但贾政却干得很圆滑、很隐晦，他颇懂得用“韬晦之计”，干了坏事很少露出痕迹。这就是伪君子的狡猾之处。正如鲁迅指出的，孔孟之道怂恿着人们“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包括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都崇拜孔孟之道，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虚伪毕竞是虚弱的一种表现。道貌岸然的两面派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为什么要表里不一、欺人惑众？就是因为他力量不够，心中恐慌么！在历史上，谁开始向孔孟之道求援、想在那里捞点骗人资本，那么，他和他代表的阶级必定已走上了下坡路，“内囊尽上来了”。正因为这个原因，虚伪的贾政同时又是虚弱的。
    贾政极端无能。尽管他在贾府内关门逞霸，在很多场合装得威风凛凛、“从容不迫”，以至使贾宝玉和“下人”闻声而慄，但他最拿手的武器无非是虚张声势的几声“断喝”，对自己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日趋衰败，却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同样是封建阶级的顽固派，他虽多懂得一些孔孟之道，但实际的统治能力不仅不能与王熙凤相比，甚至连自己的三女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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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也远远及不上。曹雪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在这个纸糊“圣人”的身上通儿个窟窿。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段，通过与贾宝玉的对照，明显地揭露出这个附庸风雅的道学家既愚蠢又贫乏，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
    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连儿女亲属相聚说笑时，他一出现就会敛声屏息，弄得索然无味，致使贾母也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一句话，无论在内在外，他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
    这种既无能而又极端孤立的状态，深刻地反映了没落阶级卫道者的共同特征。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总是虚弱的。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孔老二最后弄得众叛亲离，子然一身，“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以致不得不被迫承认“吾道穷矣”。贾政的种种狼狈相，正是“吾道穷矣”的写照。道既穷，贾政之流就应付不了任何事变。你看，当“锦衣军”来抄检、贾府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贾政只能“跪在地下磕头”，“心惊肉跳”，连话也讲不出几句来了。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贾政们是这样，其他反动派也概莫能外。
    读完小说，如要说说对贾政这个人的完整印象，看来可以这样概括：表面庄严，实则虚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请看，曹雪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儒家理想人物！从中我们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本质和功用吗？一切反动派，上溯孔老二本人，下至刘少奇、林彪之流，模样大体相类。相同的阶级本质，相同的理论武器，相同的社会职能，使他们神貌毕肖，厄运相通，他们不配有更神气一点的相貌了。《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写了“复世职政老沐天恩”、“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等章节，想在贾政枯槁的脸上抹上一笔艳丽的油彩，但这与曹雪芹的原意恰好相反。
    贾政和他家族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他所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封建阶级的“末世”，这一点很象他所信奉的孔老二的境况。历史规律决定了他们已不可能真正地“中兴”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事业了，因此，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曹雪芹能识破这一点，这是他比高鹗高明的地方。
    贾政是一切反动派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人民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下，苏修、美帝统治下的“大观园”也早已危机四伏，悲兆频报。他们可以象贾政一样，对人民发出一声声“断喝”，甚至抡起板子去镇压叛逆者、反抗者。但是，他们并不能使自己的下场比贾政好一点。他们或早或迟总要受到一次历史的“大抄检”。如风中残烛一般，用垂死挣扎来打发不多的岁月，就是他们唯一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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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
    方泽生
    《红楼梦》里写了两座花园，一座是大观园，另一座是荣国府大总管赖大的花园。赖大的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整齐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动人的。”只是规模还不及大观园的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对这座“小园子”，别人都不在意，唯有贾探春是个有心人。她从赖大家的女孩子那里了解到，这座园子“一年还有人包了去”，除了“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贾探春还由此而增长了一门“理家”的“学问”：“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赖大不过是贾府的一个奴才总管，可家中一样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他就是靠着主子的势力，用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不但成了财主，而且混迹于官场，为儿子捐了个知县，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的新贵。而贾家虽然扶植起赖大、贾雨村这类新贵的势力，自己却由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危机而迅速衰落下来。到贾探春、薛宝钗、李纨这“三驾马车”在大观园执政的时候，早已是入不敷出、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贾探春等同王熙凤相比，一个是镇山太岁，一个是巡海夜叉，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王熙凤搜刮聚敛，只是为中饱私囊；贾探春一流则眼看大厦之将倾，很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封建阶级的危亡。她们从赖大的花园得到启发，决定以此为榜样来整顿大观园。
    但是，在赖大那儿行得通的事，拿到大观园来就未必行得通。譬如把园子包给别人，赖大可以做，贾府就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赖大本来只是一个奴才，阶级的地位、身份都不能与贾家相比，因而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他把园子包给别人去“生发银子”，就无须顾忌什么“祖宗颜面”、家族“体统”之类；而贾家是所谓的“世代勋戚”、“诗礼簪缨之族”，处处要摆出贵族世家的臭架子，什么事情都得遵守“祖宗手里的旧规矩”，半步也差不得。贾探春不是说：“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薛宝钗则进一步看到这么做了，会“里外怨声载道”，“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想做而不能做，或者做不了，只好死守着“旧规矩”作茧自缚，这就必然使得这些旧贵族无论在经济、政治上都是毫无出路的。不是有人把贾探春之流说成是什么“革新派”吗？其实，只要看她们对待祖宗的“旧规矩”的态度，对待封建家族的“大体”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她们是道地的顽固派。她们的所谓“革新”，不过是在墨守陈规的前提下，要给腐朽的、垂死的阶级打一针苟延残喘的强心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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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想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又要竭力维持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无法解决的矛盾。贾府是这样，整个封建阶级是这样，今日的苏修、美帝又何尝不是这样？大咫园里的“三驾马车”很想克服这个矛盾，想出个“小惠全大体”的招儿。说来说去，还是从奴隶们身上去打主意。给少数“最是循规蹈矩”的奴才一点“小惠”，让他们做带头羊，带领所有的双隶都来为保全封建阶级的“大体”而卖命。主子们则可以坐等着他们来“孝敬”，“交钱粮”。“三驾马车”满心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兴利节用”，一箭双雕，算盘打得也不可谓不精。结果呢，所“兴”的“利”，就是一年从奴才们身上多搜刮四百两银子；所“节”的“用”，不过是蠲了公子、小姐们冒支的点心钱、纸笔钱、头油脂粉钱等等。这些对于贾府的奢华靡费的庞大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又何济于事？贾府的经济照旧江河日下，一天比
    一天空虚，从贾琏向鸳鸯借当，发展到贾政不得不向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借钱。一方开口要
    五百两，一方勉强敷衍，只给五十两。贾政的这种窘态，不能不使人想起昔日的大英帝国和今日的苏修、美帝的窘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儿年，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美帝国主义是何等地不可一世。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俨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那时，美国昔日的“宗主国”大英帝国，连同法国、西德等等，都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日本则事实上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他们都靠美国的施舍过日子，就象赖大之不得不仰仗贾政的鼻息一样。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侵朝战争以后，美国的经济地位就一步步下降，而西欧、日本的垄断资本却跳跃式地上升，到七十年代，不但经济上成了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在政治上也要求有同等的发言权了。一九七○年底，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一百一十亿零七千万美元，而同期对外短期负债上升到四百三十三亿美元。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被一次又一次的美元危机所困扰，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日本，这跟贾政的情景何其相似！今天，苏修正在步美帝后尘，走美帝的老路，两个超级大国都同贾府一样，不可避免地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对于这一点，《红楼梦》中关于两座花园的对比，是很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的。其实，无论是大观园或是赖大家的花园，都是毫无出路的。这是因为整个封建阶级已经彻底腐朽没落的了。过去是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光明的未来只属于无产阶级！
    贾探春曾经感慨大户人家不如小户人家。“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赖大家比之于小户人家当然要富得多，但比起贾府来却要“小”一些，所以他那里的事情比贾家就好办一些。当然赖大家也是要变的。他现在正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又可能成为另一个贾府，他家的“小园子”，也就可能变成另一座大观园，到那时，他们必将陷于贾府同样的因境之中。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一切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连同今天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逃脱不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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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评论方面，最近见到了一些评介《水浒》的著述。书籍有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廖仲安著《<水浒>浅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其中有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几个大学的学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如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宋江形象浅析》，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安徽劳动大学学报一
    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李逵论》等。
    这些文章，都涉及到对《水浒》所塑造的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怎样评价的问题，把不同的观点加以比较，将会促进讨论的深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以指导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为此，我们围绕着怎样评价宋江这个问题，把一些不同的观点作
    一简要介绍。
    一种意见认为，对宋江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文史哲》发表的《宋江形象浅析》，是专论宋江的。这篇文章认为，在宋江身上“既有革命、反抗的一面，这一面后来有所加强；又有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这一面早期特别严重”。概括起来的看法是：“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我们认为宋江还是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并且强调，对待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他的缺点错误作严肃的批判”。
    在论证为什么对宋江“基本上加以肯定”时，文章除了说到他在郓城县当押司期间，就对统治阶级不满，因而私放晁盖，以及后来在浔阳楼题反诗等以外，着重强调：“主要原因是他上梁山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具体讲到三个方面：一、“宋江上山后使梁山出现了‘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的局面，使散见于各地的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汇成了焚烧宋王朝的熊熊烈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扩大了革命影晌。”二、“宋江在起义军内部团结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反抗统治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宋江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受到梁山英雄的拥戴”。文章认为，上梁山后，宋江“变得比以前坚强一些”，“他敢于和朝廷派来的‘官军’直接对抗，好几次主动带兵下山，亲冒矢石，攻城夺池，为梁山立下了不少战功”。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宋江上山后把忠君招安的思想带进了革命阵营”，但没有如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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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就要讲到的两篇文章那样，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作分析。对其危害，也只是说，宋江的忠君招安思想，“影响了其他起义的头领”，“如不加以改变，势将在梁山革命阵营内部潜伏下招致失败的危机”。（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以《水浒》七十一回本作为评价的依据的。)
    另一种意见着重从路线上分析，对宋江作了否定的评价。与《宋江形象浅析》这篇文章相反，辽宁大学学报发表的高明阁的文章，和安徽劳动大学学报发表的傅继馥的文章，都着重分析了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否定宋江而肯定李逵。
    高明阁在《<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一文中说：“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失败于宋江的‘受招安’—自已主动地向封建统治者投降。”
    文章提到：“宋江对梁山农民起义集团，曾经作出过贡献。”但强调“从他的剥削阶级的出身和曾经充当过地主政权下级官吏的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原来是和农民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他参加农民革命，本来不是他的初衷，而是由于情势所迫”，而且“他从来就是个农民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在他的看法中，农民起义集团的唯一归宿是‘受招安’”。文章引述宋江早在上梁山前，当武松投向二龙山时，他就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姜廕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接着分析，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当了头领，“纵然轰轰烈烈”，但“他的牢固的立场、观点”却“不曾有根本的改变”。以至对呼延灼等人，对宿太尉，甚至对高俅，一再卑躬屈膝地说那一套告罪辞令。“从宋江的出身、经历，上山过程，以及他的
    一贯的言行来看，对他这‘赦罪招安’的口头禅，我们不能认为是说假话，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的。”
    在分析梁山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文章还提到教训之一“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农民手中”。认为由于宋江以“凭出身贵贱的地主阶级的标淮”几次进行组织整顿，使“梁山的领导核心已经从坚定地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起义农民手里，转移到出身于地主、贵族、将领、官吏中的起义者手里了”。而“到了面临投降与反投降的路线分歧时，这领导核心的决定作用就表现出来了”。这里，把宋江的组织路线同他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分析，是别的几篇文章所没有接触到的。
    傅继馥的《李逵论》，是热烈地颂扬革命农民的艺术典型李逵的；在讲到梁山内部的路线斗争时，作为对立的另一方，对宋江有所评述。
    文章中有一段评论宋江的概括的话：“历史上的宋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水浒传》中的宋江虽有叛逆性，却又一贯主张受招安，他只反对奸臣，不反对皇帝，在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形象也自有其典型意义，但决不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形象。”
    文章提出，由于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加上随着起义队伍的发展出现的鱼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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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的情况，“义军内部就必不可免地产生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为“以李逵为代表的坚决反抗路线同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的对立斗争”。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从闹江州、劫法场后李逵第一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到后来菊花会上的激烈争执，以及“黑旋风扯诏骂钦差”等两条路线的多次交锋。直到最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所描写的结局：宋江把李逵从润州清来，李逵见了宋江，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摆出种种困难，李逵犹跃跃欲试。宋江这才“堕泪如雨”，告诉他：自己已经服了御赐毒酒，因为怕李逵日后造反，也已暗中给李逵服了这御赐毒酒。引述了这一段情景后，文章说：“对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李逵的死在客观上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它充分地暴露了宋江路线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有些评论，“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竭力贬低农民起义和李逵的革命性，同时却强调‘宋江的所谓妥协投降路线，也同样是反映了农民义军的软弱性的一面’”，以及“不承认李宋之间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对立，不赞成‘用李逵性格和宋江性格作对比，用李逵的革命的坚决性来贬斥宋江的妥协性’”等。第三种意见，强调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廖仲安的《<水浒〉浅谈》一书，和《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中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评论《水浒》的文章，都强调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水浒>浅谈》认为，“宋江生活出入于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世界里”，“一个是上层官府的世界，一个是下层江湖人物的世界”，因此，“他的思想性格必然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对宋江的发展变化，同《宋江形象浅析》一文的看法恰好相反，认为“在前期，宋江思想中是以讲江湖义气的思想居主导地位的”；上梁山后，在不断胜利的新形势下，“宋江的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以及个人名利思想，却-一天天恶性发展起来了”。关于前期，讲到宋江上梁山的三次反复，第二次不肯留在梁山，一再表示不愿作“不忠不孝”的人，作者认为，这显然和宋江前闹青州、后闹江州的言行“完全背道而驰，无法统一”，是写得“大不合理的地方”。“第三次上山以后再回家，显然就更不合理了。”关于后期，讲到宋江一再说“专待朝廷招安”，特别是对宿太尉这个当朝大官谦卑地表白盼望招安，“可算是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他在山寨里逐渐造成一种舆论，一派势力，一条路线。随着归顺山寨的武将豪绅日益增多，他这条盼望招安的投降路线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写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认为：“宋江既是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农民起义变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篇文章在具体分析中，认为“宋江在当时革命的激流中，是作为群众的代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才在领导农民起义军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和组织的才能。”但是，宋江也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的仗义任侠”“超不出承认皇帝统治是正统的这个观念范畴”；逼上梁山以后，“受招安的思想立场”“始终贯串在宋江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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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
    王复初李长恩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是一九七○年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长期霸占的“世袭领地”，一大批不出名的“小人物”、有三大革命斗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群众，意气风发地走上了科学实验阵地，用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为采用和发展先进技术，演出一出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科学技术协会，有三十多个工程学会，学会的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大学毕业，有五年工作经历，有一定科学研究成果，即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才能入会。一条“王法”，就把广大工农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那时，学会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讲坛上由少数专家宣读论文，各种科技学报也由他们把持。工人说：旧科协是“石头大门铁门门，重磅椰头砸不开，工人农民进不来”。
    文化大革命中，狠批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改变了这种状祝。科技站建立以后，坚持向广大工人群众开门，先后建立起十五个业余技术交流队和七个专业组，有一千四百多名队员，来自各工业部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占百分之八十，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教师占百分之十五，做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占百分之五。在工人队员中，有几
    十年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也有热爱新事物的青年工人；有掌握几种技术的多面手，也有处处做有心人的辅助工。许多队员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生产劳动，晚上和厂休日参加各项技术交流活动。汇集在这个阵地上的千千万万个“诸葛亮”，是一批勇于革新的闯将。他们占领和改造这个阵地，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革命大批判的战斗队，先进技术的交流队，推动全市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据统计，三年多来，科技站联系全市各行各业几千个工厂单位，仅去年一年，参加技术交流活动的就有二十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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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新技术从少数技术“权威”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广大工人在技术领域里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阻碍了他们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压抑住了。一旦冲破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技术垄断，新技术从少数人的实验室里獬放出来，就成为广大工人手里推动生产发展、加速技术改造的有力武器。
    数字程序控制是实现生产自动化的一项新技术。帝国主义妄想用高价来卡我们，一台数控设备要十儿万元。国内少数技术专家把这门新技术，说成是“高不可攀”，关门研究，不让工入插手。文化大革命中，工人要求采用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加速本行业的技术改造，但由于许多中小型工厂缺乏设计人员和制造设备的能力，迟迟不能上马。彭浦机器厂有位
    一九六六年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名叫周桂荣，是仪表工。他参加科技站的电子电器技术交流队后，一直在想：毛主席教导说，“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我们能不能设计出
    一种既通用又简易的程序控制装置呢？如果能把这种装置安在多种机械设备上，不是就能使这项新技术遍跑开花吗？起初，他向一位专家请教，那个专家摆出一大串难题，连连摇头说：不行。小周在科技站举办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学习班上，讲了自己的大胆设想，立即得到
    五十多个单位工人的热情鼓励。大家说：干吧，我们都支持你。这使小周感到浑身有力量。
    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新技术的不同态度。有些人以为，新技术只有少数技术人员才能搞，是只有在实验室的小天地里才能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广大工人采用和发展新技术的迫切要求，也看不到在工厂里有试验新技术的广阔天地。小周和工人们一起到印刷厂、塑料厂、机床厂等十多个单位去学习参观，了解不同行业技术改造的实际需要。回厂后，按照机械设备自动控制的共同要求，在上无八厂、新华印刷厂、东风雨衣厂等十多个单位工人和业余工业大学教师的协助下，设计出了这种新装置的图样。小周又把设计图样拿到学习班，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工人比较熟悉数控技术原理，就在技术上作指导；有的对电子元件比较内行，就协助设计线路；有的对金加工和焊接有经验，就担负金加工和焊接任务，发挥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办法大家想，路子大家闯，仅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试制成功全市第一台通用简易程序控制器。这台只有五灯收音机大小的装置，结构简单，操作稳定，程序编制容易，制造、操作和维修都比较方便，成本仅八百元，而且通用性强，可用在多种机械设备上控制自动操作，便于普遍推广。
    资产阶级垄断和封锁技术，在技术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有一·种吓唬工人的手段，就是说“工人不懂技术理论”。究竟是不劳动、不会做工的人懂理论，还是亲身参即生产实践的工人能够懂得理论？黑色金属冷挤压这一机械加工新工艺的推广过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缝纫机一厂掌握生产技术大权的是一个资本家，他把试验梭芯套的冷挤压工艺，吹嘘为不可跨越的“禁区”，说：“你们工人要搞吗，先把理论数据和计算公式拿出来”，借此压制工人，垄断技术。结果试了八年，也没有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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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夺回了技术领导权，豪迈地说：“资产阶级搞不成的，我们工人阶级就一定能搞成功。”儿位普通工人自己建立攻关小组，刻苦钻研冷挤压的工艺和设计理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试制成功了。科技站模具技术交流队建立后，举办的黑色金属冷挤压学习班，就请缝纫机一厂的工人来上第-一课，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垄断技术的罪行，讲新工艺的技术理论。缝纫机螺丝广工人技术员戴德良，参加技术交流队活动，积极带头推广这项新工艺。过去，有些资产阶级专家死抱住国外的技术文献，认为理论上计算，黑色金属冷挤压的模具每平方毫米所能承受的压力，不能超过二百五十公斤，说这是“极限数值”。可是，戴德良同工人群众一起，在一次试验中，使模具的变形压力达到了三百公斤，打破了这个所谓“极限数值”的伪科学，使冷挤压新工艺扩大了使用范围。现在，这项新工艺和新的技术标谁，已在全市一百多个工厂推广应用。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广大工人一定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只要他们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仅能够尽快采用新技术，而且能够从生产实践中发展新的技术理论。
    工人的智慧，是阶级的、集体的智慧
    毛主席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群众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生产实践。他们对生产发展的需要，了解得最清楚；他们在集体生产的实践中，也不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工人的智慧不是少数人的智慧，而是阶级的智慧，集体的智慧。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也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要几百、几千以至几万人来共同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把分散在工人群众中的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就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过去，被有些所谓专家吹得神乎其神的粘结技术，就是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发展。
    粘结技术，是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项新技术。过去，少数资产阶级专家脱离生产实际，各搞一套，互不通气，搞了十几年，只搞出几十种粘结剂，有些在生产上根本不能使用。那时候，有些专家热衷于抄数据，写论文，对生产的需要不闻不问，对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却竭力加以贬低和否定，说什么这“不能算是学术”，“没有先进技术水平”。难道那些纸上写了一大篇，对生产实际问题什么也回答不了的论文，才是所谓学术吗？难道工人的革新创造，解决了生产技术关键问题，反而不是先进技术水平吗？科技站粘结技术交流队有五十多名队员，有生产粘结剂化工原料和使用单位的工人，有为粘结剂供应原料和销售商品的商业工作人员。他们不断试验，不断总结。原来只有少数人会这项新技术，现在已在生产中普遍应用了，仅技术交流队员就掌握了二百七十多种配制和生产粘结剂的技术。可以粘结的产品，从纸质到木质，从塑料到棉布，又从木材到钢材，而且粘结性能成倍提高。有一次，百货公司上海市日用品批发站的同志向科技站提出，许多贫下中农穿塑料雨衣下田，农村大量使用育秧薄膜和塑料袋装化肥，塑料用品好是好，但是，一旦破了，用电烫修补，既费时又不方便，你们能不能试验一种补塑料用品的粘结剂呢？粘结技术交流队连忙开“诸葛亮”讨论会。大家想，这种粘结剂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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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贫下中农的需要，生产发展的需要，就是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的新课题。参加试验的，有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工人，他们了解各种化工原料性能；有博物馆复制修缮文物的人员，他们在粘结石头、混凝土的实践中，掌握了耐老化的经验；有牙科医生，他们可提供用塑料粘结剂镶牙、补牙的技术经验。各行各业通力协作，集思广益，经过十多次试验，试制出一种粘结聚氯乙烯的粘结剂。他们带着这种新试制的胶水，到郊区的两个公社，为贫下中农补塑料雨衣，一天就补了一百多件，又好又省钱。
    围绕着生产发展的需要，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给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有一次，自行车厂为了增产冲压零件，要造一合台两千吨油压机。但是这个厂缺少大型机床设备，工人建议把油压机支架分成一块块加工，然后象搭积木一样把它拼起来。可是，用什么东西能把这些钢材拼起来呢？过去一般都采用焊接，但精密度达不到要求。工人就去问所谓技术专家，可不可以粘结，专家讥笑他们是“异想天开”。粘结技术交流队知道了，就由九名队员三次到自行车厂，和工人老师傅在现场研究。他们了解材料性能，计算承受压力的数据，大家出主意，配制出一种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用来把一块一块钢材粘结好。这台油压机使用已两年，质量稳定。有些专家起初还不相信，说哪里会有这么一回事，跑到厂里一看，才信服了。
    科技站还办起了粘结新技术学习班和技术讲座，技术交流队的二十多位工人都上台作报告。这个队的负责人，上海电池二厂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陈林，一人就作过报告二十多次。他们讲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创造，讲新粘结剂的配方和应用，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很受广大工人的欢迎。普通工人一个个走上了讲坛，并把新技术理论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景象。那些对科技站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摇头的人，好象很关心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什么面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呢？说穿了，他们左一个“学术理论”，右一个“先进技术水平”，以为这是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才有的专利品，而对于广大群众的革新创造，他们是看不到、也不屑看的。科技站那样生动活泼的事实，不正是对林彪、孔老二所鼓吹的那套“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最有力的批判吗？
    工人群众最热爱最支持新事物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工人群众是技术革新的新事物的创造者，也是这些新事物的推广者。一切革命的新事物，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只有在艰苦奋斗中才能发展。那些不相信新事物，讥笑新事物不完善，企图否定新事物的人，他们不理解广大工人要千、要革命、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也不懂得新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出来。
    电镀工艺的革新，就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电镀，过去一直是采用氰化钠的老工艺。氰化钠是剧毒物质，会污染环境，伤害人体。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曾迫切要求在电镀行业革掉氰化钠的命。但那时在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只依靠少数儿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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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照抄国外资料，关起门来搞试验，搞了几年，没有搞成功。原科技协会化学化工学会的一些技术“权威”，对这个关系到改善电镀行业工人劳动条件的科研课题，根本不予理睬，也从未把它列入学会议程。
    南市电镀厂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一九六九年，电镀工人自己动手搞革新，进行无氰电镀新工艺的试验。可是有人却跑出来吹冷风，说：“过去技术人员搞过，也没有搞成，你们这些大老粗能行吗？”他们还以“国外没有在生产中采用这种电镀工艺”为理由，妄想阻止工人革新。工人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赚钱，只要成本低，哪里会考虑有毒无毒，会考虑到工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搞无氰电镀，是我们工人的共同要求，也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做到。”在试验过程中，厂里请来-一个大学的三位教师，和工人一起搞试验，在一公升的小烧杯中试验成功了。但要正式投入生产，需要一千公升以上的电解液，还要在技术上攻下新的难关。这时候，几位教师感到把握不大，怕担风险，怕丢个人的面子，就匆匆忙忙写出试验报告撤走了。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试验？电镀工人方顺泉想：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不断完善起来的。我们出于公心，失败几十次、儿百次，算得了什么？新工艺在小范围内试验成功了，是因为我们初步摸到了它的技术规律，只要不断实践，也一定能够在大面积生产中找到它的规律。
    坚持试验下去，还是半途而废？是前进，还是后退？工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工人说：“氰化钠是从国外进口的，过去要用十五吨大米换一吨，后来却要六十吨大米才能换一吨，这不是一项工艺革新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人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大事。”有的说：“我们这样一爿小厂，用老工艺电镀，一年要用五十吨氰化钠，这等于要用六千亩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去换。我们决不能给农业增加负担，要做无氰电镀新工艺的促进派。”但是，也有人吹下马风，竭力否定这个新事物，说什么“质量没有保证”，“工艺不成熟”。老方和工人们不理这一套，毫不气馁，坚持试验，花了一年多时间，无氰电镀新工艺终于获得成功，镀锌铁合金的质量也稳定下来。采用新工艺，排出的废气、废液不仅无毒，而且回收后还可以作肥料。科技站的电镀技术交流队，在这个厂两次召开现场交流会，又分别在二
    十三家工厂的各种金属产品上试验，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还举办了无氰电镀展览会、学习班和技术讲座，动员全市电镀行业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千部来参观学习，既可以看，又可以操作，还可以把本厂产品拿来试验。现在全市四百多家电镀厂、电镀车间和小组，凡是能够采用这一新工艺的，基本上都推广采用了。这件事生动地告诉人们：要“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就要相信广大工人中蕴藏着的革命愿望和力量。这对于新事物的成长和完善过程来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科技站的同志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分散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把它集中起来，力量又是无限的。这个站建立以后，在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围绕当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处处牵线、搭桥，把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大协作，促进了如象电子、数控、激光、射流、同位素等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全市广大工人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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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常尉钱方年
    我国第一台冠心病动态诊断仪，在上海纺织第一医院、中国纺织机械厂、上海医疗器械九厂和同济大学等二十一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试制成功了。这台用于诊断早期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仪器，采用数字程序控制、集成电路、电视屏监护等新技术，达到先进水平，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
    这个新产品，不是制造这种器械的专业厂试制的，不是单靠医疗器械行业试制的，也不是国家计划规定试制的，而是一些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但却被有的人讥讽为“不务正业”的工人和医务人员，怀着为填补我国医疗器械空白的雄心大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通过无私的协作创造成功的。它是各行各业工人跨出行业界限，打破“分工分家”论的产物。它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医生搞一点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试制这台仪器的倡议者，第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是纺织第一医院内科医生张洪喜。小张过去在给病人看心脏病时，由于医疗器械不理想，望着心电图，往往诊断不了。有一次，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仪器检查不出毛病，是不是太陈旧了？你们医生也可以搞革新，可以发明创造嘛！早点治好我的病，好让我早点上班，厂里的生产任务正等着我呢。”老工人这一番话，表达了工人阶级对革命医务人员多么郑重的嘱咐和殷切的期望啊！
    这个医院的服务对象，大都是纺织女工。肺源性心脏病和冠状动脉心脏病是纺织工人的常见病，特别是老年女工，患这种病的更多，这是由于解放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长期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造成的。医生们为了治疗这种病，除了定期对工人进行检查外，还设立了专门病房。但是，检查出来后，往往病情已较严重。如果能够做到诊断得早，治疗得快，就可以及早解除阶级姐妹的痛苦，使她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驻医院，领导斗批改。革命的新生事物“红医班”诞生了。小张担负“红医班”的培训工作。他和工人学习、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们怀着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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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地学习医疗知识，有的听课时无法记录，就用画图来表示。经过三至六个月的学习，成为第一代工人医生，回到工厂，在保健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学期间，他又随“红医班”到奉贤、川沙县去学习，看到农村赤脚医生，用一根针、一把草药给贫下中农治病，花钱少，效果好，配药、开刀样样干，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些动人的事迹，使他深受教育。他感到，自己虽然天天给工人看病，其实还没有真正了解工人，在思想感情上还没有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想，今天，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怎样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发展医疗器械加倍出力呢？
    于是，他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向医院党组织提出试制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建议。过去，医生要病员跑二级褛梯来测定心电图，采用这种办法，诊断率低，还不能动态测定。有关单位曾向他们提供一张国外这类仪器的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出器械的一个外型，内部结构却不知道。在一无资料、二无样机的困难条件下，能不能把它搞出来呢？“我们不懂，工厂的老师傅会懂”。他们决心闯一闯，就拿着照片，走出医院大门，向工人请教。
    他们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厂领导和工人了解来意后，高兴地回答：“我们造织布机，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搞医疗器械，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帮得上，我们就应该出一份力。”说得他们心里热呼呼的。
    他们又来到同济大学，当物理系教师了解到这台仪器的重要性后，就热情地表示：“和工人同志一起搞医疗器械，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承担设计。”
    正当小张他们在不影响门诊工作的情况下，不辞辛劳，到处奔波时，医院里却传出风言风语：“医生是看门诊的，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医生的正业究竟是什么？门诊是为工农兵治病，是正业；试制医疗器械，是为了更好地给工农兵治病，难道就不是正业吗？如果只从一个医生、一个医院着眼，造医疗器械似乎是份外事，但从医生最了解病员的需要，最熟悉医疗器械使用的要求这一点来看，医生为发展医疗器械出力，不也是份内事，而且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吗？小张他们想到这里，不理那一套，在医院领导和内科同志们的支持下，坚持向有关的单位宣传、请教，把新产品试制任务落实了下来。
    医疗器械专业厂承担一，点非本厂产品，是“不务正业”吗？医疗器械行业，生产医疗器械产品，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行业内各个工厂之间，有着专业分工，每个工厂又都有各自的专业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医疗器械专业厂能不能承担非本厂产品的试制任务呢？
    冠心病动态诊断仪中有个心电图电子监护仪，就是冲破了这种片面强调“专业分工”的阻力才试制出来的。
    心电图电子监护仪，有关领导部门原安排给搞电子仪器的专业厂试制。由于这个厂生产任务紧，挂不上号，迟迟未动手。小张听说上海医疗器械九厂曾试制过类似的产品，就到九厂来联系。
    九厂，是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有人认为，九厂设备条件差，技术水平低，“老大（指专业厂)都叫难，小九子能行吗？”但是，九厂的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生产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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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的工厂，只要为工农兵服务，只要有能力，专业产品要搞，非本厂产品也要搞。”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领导上把这项试制任务，交给了一个生产小组。
    这个小组的工人，走出厂门，多次到医院去座谈，听取医务人员的意见，观看临床手术，了解使用要求。他们看到医院里的医疗器械，数量少，品种缺，有的还是三十年代的“洋货”。工人们很焦急：“难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医疗器械上就不能打破‘洋？字，只能听任‘洋’字来摆布吗？”
    参加试制的工人，绝大多数都不懂电子技术。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怀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壮志，刻苦地学习科学技术。每人买了一本有关电子仪器的书，每月由技术员讲解几次，大家边学习，边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试制监护仪的一般原理。
    高频高压变压器，有四千伏电压。一次，已经夜深了，技术员黄启寅正在聚精会神地测电压，突然强大的电压猛击他一下，顿时胸闷气急，脸色变白，同志们马上围过来询问，老黄说：“要改变我国医疗器械的落后面貌，我再苦再累也心甜”。
    正当工人试制监护仪干得火热的时候，又吹出了一股冷风。有人说：“九厂是搞X光
    管的，搞监护仪是不务正业”，甚至对他们施加压力：“试制监护仪是专业厂的事，你们这样做，就是破坏国家计划。”工人针锋相对地把它顶了回去：“我们是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搞试制的，为什么只准专业厂搞，不准我们搞？！”“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只要工农兵需要，只要社会主义需要，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
    全广工人都关心这个小组试制的监护仪。金工组的同志们，在业余时间里，为他们开模具，敲外壳；同时，还得到广外三十多个协作单位的热情支持。经过儿个月的艰苦努力，这个小组提前一个半月出色地完成了去年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还试制出了国家计划外的二台监护仪和十三台脑电阻仪。
    各行业、各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本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专业分工又不是绝对的。有分工就有协作。如果把专业分工凝固化，生产某类产品的工厂就只能生产这类专业产品，好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否则就是所谓“不务正业”，岂不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框框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吗？何况，各行业、工厂生产的产品虽有分工，但怎么能用这种分工来束缚工人群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他们关心医疗器械工业的发展，打破分工分家的界限，主动挑重担，不正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表现吗？
    打破行业界限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医疗器械行业之外的工厂，可以不可以搞点医疗器械？有人说：“造织布机的工人，怎么好跨出行业去搞医疗器械呢？”又一种“不务正业”的论调出现了。
    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人说得好：“不管我干这一行，你干那一行，我们都要做社会主义的有心人。”他们利用现有设备技术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承担了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另一
    重要部分—“活动地板”和它的数字程序控制部分的试制任务。“活动地板”是一种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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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器械。这种“地板”，是由电子自动控制它的速度、坡度的变化。病员在运动中，心率的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在监护仪的萤光屏上。
    中机厂有经验的老师傅，围着小张医生送来的照片，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活动地板'要求能够变速，这和我们厂里的皮带运输机原理一样”，那个讲：“‘活动地板？要求爬坡，和厂里的升降机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搞”。
    工人们把草图画在小黑板上，集思广益进行设计，边画边干起来。开始，“地板”的机械部分装好了，空载时很正常，可是人一站上去，就象煞车一样，不动了。有人建议改一种方法试试，但又产生七高八低、不舒服的感觉。工人们表示：“第一次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方便病人？这个指导思想不能丢。”负责试制的孙祥永老师傅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又提出在一公尺多长的“活动地板”下，铺设三十几根滚轴的建议，使病员每只脚都踏在五、六根轴上，轴与轴之间的缝隙又很小，如同脚踏平地一般。他们发挥机械制造厂加工能力强的特长，车的车、铣的铣、刨的刨、钻的钴，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改装成功了。
    但是，试转下来，设计的数据又和实际不符。因为病人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不同的病人由于体重不同，站在“地板”上就出现每档速度不准确，影响测试效果。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工人想了一个妙办法，动员了厂里几十位胖瘦、高矮、年龄不同的工人，到这块“地板”上去试。每人站上二十分钟左右，把不同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再算出每档速度的平均值。依靠群众实践，解决了这个难题。
    试制医疗器械要不要采用先进技术？原来医院只要求“活动地板”速度和坡度变化用人工控制就行了，拿裁判员用的秒表来计时。这个方案在工人中通不过。大家感到：“既然要打医疗器械的翻身仗，我们就要采用先进技术，体现我们七十年代的工业水平，这样才能满足工农兵的需要”。“可控硅已在我们的机床和生产流水线上使用，为什么不能用到医疗器械上去？”
    钱存喜是中机厂的一个青年电工，原来在部队里当无线电员。去年夏天，他刚从交通大学参加电子技术培训班学习回来，就投入电子数控部件的试制。他们邀请同济大学两个青年教师，组成一个由工厂、医院、学校三结合的设计小组。医生提要求，工人提方案，教师发挥了熟悉可控硅和集成电路理论的特长，互相取长补短，把图纸设计出来了。新设备在调试时，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讨论，看看它能不能满足医生对病人诊断的要求。医务人员建议加装一个电钮，好让病员在检查过程中，可以随时停车和逐步减速，象运动员赛跑到达终点后，需要有一段慢跑一样。不然，病人跑不动时，只能向医生喊“停车”。工人们听了感到有道理，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为工农兵病员想得周到一些，要把这台仪器做得完善一些”。小钱就用比机械方法更好的电子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台仪器的“地板”扶手柄上，装了一个小小红色按钮，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全钮”。它红点闪闪，凝结着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闪烁着工人群众智慧的光芒。
    中机厂对“活动地板”和它的数控部分的试制成功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先进技术会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由于许多技术原理是路路相通的，所以，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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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
    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
    我们俦造工人，长期来迫切要求改变生产技术落后的面貌。但是，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呢？过去我们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只花了短短五年时间，就采用电子，射流等新技术，连续建成三条半自动化和自动化造型流水线。造型工人第一次坐上操纵台，揿电钮，看信号，改变了过去“刮扳加煤锹，手端铁水包，钢堆铁堆靠肩挑”的落后面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一个造型工人的班产量，从原来手工操作时的五十七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四千多公斤，品种、规格成倍增长。我们厂生产技术面貌取得这样大的变化，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广大工人振奋起来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
    坚持自力更生，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对于摆脱笨重体力劳动，改变落后生产技术，喊了十年，依靠少数人干干停停，收效不大，进展不快。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厂还是这个厂，工人还是这些工人，在五年内却基本上改变了面貌昵？关键就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
    在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采用新技术吗？
    在落后的设备条件下，能不能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迷信“洋技术”，想等“洋设备”，以为马铁厂原是个“扛铁厂”，干的都是体力活，靠我们这些拿刮刀、铁锹的造型工人，怎么能搞机械化、自动化呢？只看到落后设备，而看不到工人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实现这个要求的集体力量，越想，志气越短；越看，困难越大，简直寸步难行。记得在
    一九五九年，工人曾要求用机械造型代替手工造型，我们就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来厂指导。他跑到车间里，用尺-一量，摇摇头说：“你们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后来，有位苏修铸造专家跑来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用老爷式的口吻说：“你们厂这样生产就行了，还要搞什么流水线？”工人听了憋了一肚子气，批评我们领导“走错了门，找错了人”，“专家讲不能搞，我们工人自己就不能干了吗？”于是，群众自己动手，搞成一条半机械化造型流水线，原来蹲在地上的造型工人，可以站起来操作了。后来，我们在刘少奇一伙利润挂帅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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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抓吨位，抓产值，把革新技术这件事，只交给少数人去搞，工人群众进
    一步发展铸造新技术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冲破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束缚，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多次提出要搞自动造型流水线，上级管理部门却推说：“你们不是发展厂，就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吧。”工人不满意，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怎么叫我们维持现状呢？我们不做现状维持派！”技术落后，任务又重，厂里又想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外包工身上，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质问我们：“要不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眼睛里有没有看到广大工人群众？”群众一冲一批，对我们触动很大。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大推动下，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的思想；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年多时间，工人自己动手，搞出了第一条射流半自动生产线。这使我们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才能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真正相信在先进的工人阶级手里，落后的设备可以改造成先进的设备。
    群众创造的新技术不完善怎么办？
    怎样对待工人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
    自动生产流水线应该采用什么自动控制的方法呢？过去一般都模仿国外的电磁阀控制，这种阀结构复杂，经常失灵，工人说：“我们要跳出老框框，采用新技术”。他们出去参观、访问，看到自动机床采用射流新技术，就大胆建议用射流来挖制自动造型流水线。“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射流这种新技术，要求高，在机床上采用时，要对射流的空气进行三次过滤。而我们铸造厂满地砂泥，满天灰，全厂儿乎找不到一块无尘场地，也没有大的厂房来安装过滤设备。有人就讥笑说：“翻砂厂是垃圾厂，要采用射流技术，真是异想天开。”工人们想，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要使造型生产自动化，用电可以自动控制，用气流也可以自动控制。但是，怎样使气流达到那么高的清洁度呢？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射流控制的关键是在升压器中气阀这个元件上，而这个元件所需要的用气量，又只占整个射流用气量的百分之五。大家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了四只只有肥皂盒大小的空气过滤器，保证这个关键元件的清洁度，就解决了射流控制的技术难题，把射流技术成功地运用到铸造工艺上来。
    射流半自动造型流水线造出来以后，由于对机械性能还没有掌握，故障多，流水线时流时停，有时产量还不如手工造型时多。这时，有些人又产生怀疑，埋怨这条流水线不象一条龙，倒象一条蛇，缠住了生产，有的甚至主张把它拆掉。当新生事物还不完善，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时候，领导上要不要支持它？这时，我们想到文化大革命前的
    一个教训。过去厂里工人曾经自己动手搞过一台多功位造型机，因为型板定位不准，影响质量，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去巩固提高它，结果把这台机器报废了。同样是这个技术难题，现在很快就被工人解决了。少数人对新事物-一时还不理解，并不奇怪，这恰恰是我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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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也要我们领导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往往有这种情况：对于旧事物，人们已经习惯了它，尽管它落后，反而认为过得去；对于新事物，打破了落后的现状，由于人们还不熟悉它，一时又会感到不放心、不满意。如果要求新事物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那么，不但不会出现新事物，而是只会维护旧事物。这里，同样有个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正确对待新事物的问题。这次，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试验，遇到挫折，就鼓气；遇到困难，就在现场发动群众献策献计；出了点差错，由领导主动承担责任。这样，经过一百多次的试验、调整，这条半自动流水线终于投入了生产，生产效率比机械流水线提高二点五倍，工人从站着操作变成坐着操作了。这件事使我们体会到，支持不支持群众搞射流新技术，是对待群众革新创造精神的态度问题；维护的不只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而是维护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巩固的不仅是技术革新的成果，而是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怎样对待国外引进的新技术？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也要学习。怎样看待外国引进的先进技术，是一味照抄，吃现成饭，还是洋为中用，立足于创，“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厂里经常存在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为了尽量采用新技术，使生产更快地发展，积极地研究自动造型流水线的新方案。正在这时候，有关部门进口了一台射砂无箱挤压自动造型机。过去翻砂造型，都是用砂箱成型的，无箱造型工艺是一项先进技术。这项新设备的引进，启发了我们的思想，丰富了我们的设计方案。工人说，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外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为什么不能创造？大家提出运用它的先进技术原理，设计一条新型的中国式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来。
    可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他们看到进口的自动化设备，式样新颖，结构复杂，站在洋机器面前，好象矮了一截，一连说了好多个“不”字，什么“样机不准动，图纸不能改，零件不能少”等等，一句话，就是只许一丝不苟地照抄照仿，甚至还把“洋”设备保密起来。难道“洋设备”、“洋技术”是神物吗？我们对“洋”的东西，作了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先进技术，这是他们花费漫长的岁月，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才得到的。在那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把它作为追逐利润和奴役工人的工具；技术的应用，无不打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就拿那台无箱造型设备来说吧，设备主机的心脏部分，根本不是一台统
    一设计的产品，一个控制部位，是用四个国家的产品拼凑起来的，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盲目竞争的产物。他们为了多赚钱，画蛇添足，故弄玄虚，搞了不少形同虚设的零部件，根本不顾工人的实际操作需要。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外先进的设备里面，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落后因素。看不到这一点，盲目崇洋，就会跟在人家后面打转转，受骗上当。工人们把无箱造型等先进的技术原理，吸收到自己设计的方案里来，同时又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它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大胆进行改革。例如用一台旁磁制动电机，加上十八只继电器，代替了一百多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在上海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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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厂的协助下，经过这样一番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改造功夫，自己设计、制造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同进口的设备相比，不仅结构简单，制造周期短，使用方便，而且造价低百分之六十，效率高百分之十六。工人看了高兴地说：我们的“土龙”胜过了“洋龙”。
    工人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了我们。那种以为我们的技术基础差些，就只能照抄照搬才是走近路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这样做，一时可能弄到几台洋设备，丢掉的却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而且，今天外国资本家肯卖一点设备给我们，也是由于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打破了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的结果。归根到底，自力更生，洋为中用，立足于创，发展新技术的路子是越走越宽了。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迈步，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
    有了成果还要不要进一步发展新技术？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这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可是，当我们厂接连搞出两条半自动生产流水线以后，有些同志觉得蛮不错了。在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头上的压力，往往能够转化为促进我们继续革命的动力；而到了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了的时候，头上压力少了，手上有了一点本钱，继续前进还是停步不前两种思想的斗争又突出了。
    我们厂有一部分产品，是为拖拉机生产协作配套的，为了适应拖拉机生产成倍增长，也要求俦件大幅度增产。这时候，工人们建议，再造一条适合大、中型俦件的造型生产自动线。正当我们研究制造新的流水线时，上级领导部门打算由专业厂制造这种成套设备，分配给铸造厂。厂里有些同志知道后，觉得机会难得，自己不花力气，可以拿到一条现成的自动流水线。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却不赞成，他们说：“我们要的不只是一条新的自动流水线，而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几年，由于我们依靠工人群众，发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不仅技术后方的设备力量加强了，而且锻炼了一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材。过去俦造工人根本不懂机械技术，几年来，在制造专用设备、安装生产流水线的过程中，大多数造型工人学会了操作，有的还学会了车、钳、焊接、冷作等工种的技术。原来厂里没有工人技术员，现在全厂有十八个工人能做技术员的工作，有的还是会设计、会制造、会安装、会操作、会维修的多面手。有了这些条件，就为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工人和技术员在设计新的自动化生产线时，研究了厂内外造型的新技术，要把射流、电子等新技术综合运用起来，使自动化程度再提高一步。我们发动工人四次讨论和审查设计方案，技术力量不足，就采取火线练兵的方法，边学边干；加工设备小，就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经验，用土办法加工。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战，终于把自己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中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安装起来了。按照设计要求，这条自动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可使全厂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我们要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这个伟大思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再接再厉，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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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
    我是上海沪东造船厂柴油机车间的工人。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为我们工人治病，是我们的劳保医院。但是我们工人也为医院“治病”，所以医生说我们厂是“医院的劳保”。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
    去年初，我们车间有位女工生病住进了医院。一天，她带信给我，说医院里的胸外科正推行针刺麻醉，急需搞一个在针麻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中开胸骨的器械。过去我搞技术革新，是同钢铁打交道，而医疗器械是在病员身上开刀用的，可不能乱来。但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只是制造
    一件器械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继承、发扬我国医学遗产，为国争光的大事，难道我们机械工人不应该竭尽全力去干吗？想到这里，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了下来。
    回到家里，我反复琢磨着。医生原想把神经科打开颅骨的电钻，改成立铣刀，用来开胸腔。可是，用铣的办法，刀口太大，速度又慢，病人不适应。我想，如果用锯子不是又快又好吗？医用电锯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技术原理总有共通的东西，触类旁通嘛。我想到了我们平时做的柴油机，是由活塞来回带动曲轴的，这在机械原理上是把直线运动变换为圆周运动。根据这个原理，可不可以搞一把电锯，使电动机的圆周运动变为锯条的直线运动，来锯开胸骨呢？
    第二天，我把这个设想和别的老师傅议论开了，领导和同志们都积极支持我。大家说：“医院、工厂，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医院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第一把电锯试制出来了。拿到医院里，医生看了很高兴。第-一次使用，刚用到半，突然卡住了，原来是医生在使用前忘记加油了。电锯是不锈钢做的，钢碰钢，轴和外壳容易咬住。医生开刀，时间是很宝贵的，以后如果忘了加油，那怎么办呢？我想，宁愿我们自己麻烦些，也要让医生在使用时方便些。我又把电锯带回来，在摩擦的地方锉掉
    一些，再烧点铜焊，这样铜和钢摩擦力小，即使忘了加油也保证使用。现在，用电锯开刀，时间由原来的三十分钟，缩短到只有半分钟，而且以前存在的渗血多等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谈起电锯，都说要感谢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事业单位，帮助本来就是相互的。第三人民医院是我们的劳保医院，医院为了保护我们工人的身体健康，花了多少心血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劳保劳保，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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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义，就是劳动保护，就是要保护劳动力，使我们的阶级兄弟，精力充沛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我们试制电锯，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加速我国医疗器械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草命目标是一致的。人要劳保，机器也要“劳保”，机器有了“劳保”，才能更有助于人的劳保。
    从此，我们厂和第三人民医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不管是劳保医院，还是医院的“劳保”，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医院有一台人工心肺机，已经陈旧了，医生要求我们帮助修一修。一个厂休日，我们车间的五位同志一起来到医院，把这台心肺机打开来，排除了一些故障，洗干净，加上了油。这台机器体积大，难搬动，噪音响，不适合备战要求。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改装？我们想：心肺机部件很多，结构复杂，搞得成吗？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心肺机也并不是专业工厂造的，而是一家光学仪器公司造的，其中电动机还是向别的国家买的，既然美国的光学仪器公司能够造人工心肺机，我们造船厂设备条件不差，难道就没有能力搞吗？于是，我们广泛征求医生的意见，并且吸收其他几台进口心肺机的长处，大家动手设计，终于改了出来。最近，我们又用国产材料，自已设计制造了一台，体积比美国的小一半以上，可以放在急救车上使用，性能也比它好。
    有时，医院有什么医疗器械坏了，白天来一只电话，我们晚上下班后或者抽个厂休月上门“出诊”。看看能修的，就在那儿修；不能修的，就带回来大家一齐“会诊”。使好些出了点小毛小病、停摆在那里的医疗器械，重新发挥了作用。
    有人说，我们这样做是“百有份”。我们说：“对啊，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对我们工人阶级来说，难道不是份内事吗？”我们不但要做到“百有份”，而且要做到“千有份”，“万有份”。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出一份力，多做
    一些事。各行各业、各个企业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下，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不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李伟国、佘惕君、朱忠华整理)
    (上接55页)
    专业厂还是非专业厂，这个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各个广都具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都有这种或那种技术人材。况且，不同的行业和工厂都有自己的专长。把专业厂和非专业厂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用两条腿走路，医疗器械的发展就能又快又好。中机厂广的工人说得好：“我们厂重有六千人，如果每人每天多干一分钟，就有一百小时，就可以增产多少医疗器械啊！”
    上面的调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相互关系，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只有打破那种行业界限森严的“门户之见”，打破那种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务正业”论，肃清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工业部门、企业中都生动活泼地发展起来，那末，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会得到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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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纱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下厂的时候，工人同志批评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提得少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不如以前讲得响亮了。这个批评是很对的。我们贯彻执行“洋为中用”的方针，进口部分关键设备，进行技术交流，这是必要的。但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由于对“洋奴哲学”的批判不够，重又产生了迷信外国技术、轻视我国工人的首创精神的倾向。工人中肯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决不能引进资产
    阶级的思想。”
    我在生产技术工作机关做了几年工作，我国工人阶级的许许多多发明创造不断地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的聪明才智真是象火山那样迸发出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坐机关的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的力量却一概看不见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看到、听到的一些事实，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这个厂的二车间共有二百多工人，其中一百多个老工人，过去是从拉榻车、拉黄包车、踏三轮车转业的。厂房是两个大草棚、几间旧车库。就是这样一个车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造出了我国第一台一百五十吨平板车。在批林整风的一九七二年，又造出了一台三百吨平板车和三百吨牵引车头。领导部门对工人同志的这种力量，是不是都看到了呢？去年年底，有个重点建设工程要在今年七月运输大件，需要更多的大型平板车。有关部门开了个“三结合”会议，讨论这件事。会上，有些技术人员主张向国外进口，理由是“造车不如买车快”。他们说，自已造，好是好，但是条件差，赶不及。而工人代表则主张自己造，理由是条件虽然差，但是我们可以用干劲去创造条件。工人代表说，我们造第一辆平板车用了一年时间，造第二、第三辆只用了六个月时间，这一次要“奋战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在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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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内造出两辆一百吨、一辆二百吨平板车和两辆三百吨牵引车。如果靠进口的话，谈判、订协议，到交第一辆车，少说也要半年，全部交清一年半。事实是买车不如造车快。但有些同志却认为，“工人说话不算数”，不予支持。这说明，有关领导部门有那么一些人对工人的力量是并不相信的。
    为什么有些同志，象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白厂长那样，嘴上也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而在关键时刻，却不是积极支持工人群众的正确意见，而是抱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在有些同志的脑子里，“上智下愚”的流毒实在太深。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个工业领导部门的负责人，一次开会讨论一项技术问题。他也请了工人一起来“三结合”，但是当工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技术人员的意见时，他就不耐烦了，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尊师”两个大字，就把工人的意见压下去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把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了。但是，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谁是“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习惯于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包围圈里过日子，听不进工人的意见，不肯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
    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象我们这样一些蹲机关的人，应该自觉地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使自己经常能够听到工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工人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切身的感受，这正是一些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广二车间的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拉过各式各样的“洋车”，过着牛马不如的“臭小工”生活，现在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们得出一条深刻的体会：“经济上不搞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靠洋车是开不到共产主义的。”他们批评说：“造车不如买车”，就是林彪“克已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要把我们工人拉回到“拉洋车”的年代去。因此，老工人对旧社会总是有一肚子出不完的气，对新事物有一股子使不尽的劲。谁说工人说话不算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一辆牵引车和平板车已经出厂，开往工地去了，还有三辆正在总装、调试。“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已是胜利在
    望了。
    我们说要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决不是不要听取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我们强调集思广益，应当多听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当你听不到工人群众的意见的时候，你是决不可能对各种意见作出正确判断的，甚至可能把那些“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东西，在“便宜”呀、“合算”呀等等一类动听的字句下，照单全收。这样的教训，我自己也是经历过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既要看到工人群众中有无限的创造力，同时又要从物质上给工人群众以必要的支援。前些时候，我去过
    一个只有三、四百人的灯具厂。这个厂前几年把一个大厂没有搞成功的国家急需的精密电子设备试制任务，主动接了过去。当时，这个厂条件很差。工人同志却说：“不怕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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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就怕没志气！”他们把办公室腾出来当试验场地，到旧货摊找旧设备、旧仪器，修修改改派用场；不懂技术就走出门学，请进来教。经过三年奋战，终于造出了这种精密电子设备。但是，当这个厂提出要投入成批生产的时候，有关部门派来了一个调查组。他们看到工人群众艰苦创业的精神，倒也颇为感动。但是回去一想，小厂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正式投产。结果一张报告，要这个小厂下马，等大厂上马。
    这件事反映出我们有些同志对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并不是那样真心实意地支持。当工人群众在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一定成果时，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几句好话，行动上则一不给任务、二不给设备，这实际上是对“穷棒子”精神的一种巧妙的扼杀。这个灯具厂的工人群众这几年自己动手，加上上级的帮助，已经有了二十多台机床，二百多台仪器，初步形成了年产十台精密电子设备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如果不给任务，不继续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那末，初步形成的生产能力，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样品”仍然是“样品”，试制新产品的成果就会自生自灭，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会被压制下去。所以，上级部门的必要支持和帮助，是对工人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支持。我们提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是要一个厂、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群众，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领导部门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群众的革命精神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的一个标志。
    给“穷棒子”厂以必要的物质支援，和支持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修正主义路线才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讲物质支援，扼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工作过的生产技术部门，一讲起要赶超先进水平，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大厂、研究所身上，一面下任务，一面调工程师，盖大楼，买机器，把这些单位“喂”得饱饱的。结果呢？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磨灭了这些单位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即便有富丽堂皇的厂房、崭新雪亮的设备，生产效果却往往是少慢差费。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大厂、小厂，而在于领导部门贯彻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又进行必要的支援，那末，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不断挖掘潜力，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同工人群众接触越多，我就越加体会到工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作为上层建筑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向工人群众学习，努力改进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同工人群众一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苹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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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点寿该瑰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
    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
    我是一个清洁工人。如果要我谈谈对理想的认识，那就得从我第一天推粪车谈起说老实话，当我拿到分配在清洁管理站的通知时，心里可不是个滋味。感到这下什么“理想”、“前途”都完了，干一辈子这种又臭又脏的工作有什么“出息”。后来想想，推粪车就推粪车吧，反正得有人干。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去报到了。，但是，一事不如意，就事事不如意。推粪车的地段又偏偏是我家所在的附近里弄，亲属、邻居、同学，这么多熟人看着自已推套车，丢人显眼，多不好意思。一路上，师傅在前面推粪车，我怕别人看见，就低着头，拉了师傅老大一段距离。师傅大声喊着：“倒马桶”，我却象喉咙口梗住了什么似的，怎么也喊不出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喊了一声，却轻得连自己也听不清。倒完马桶，又到一个小学里出粪池，师傅要我用木桶，一桶一桶往粪车里倒，但第一桶刚搁到粪车上，就一滑，粪没倒进车里，一半倒在地上，溅了我一身。气得我把桶往地上一扔。师傅见了，没说什么，就自已干起来…就这样，憋着一肚子怨气，推了第一次粪车。
    回到家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头脑里两种思想斗得很厉害：“读了九年书，难道就倒
    一辈子马桶？”“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平时嘴上讲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为什么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打‘退堂鼓’了呢？”晚上，我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段话过去学过多遍，但这次学习，才领会到其中的含义是多么深刻啊！
    革命导师在这里讲的两个“决裂”是有密切联系的。要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就必须首先同头脑中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对自已还是有影响的。记得在学校时，自己就很少想到要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更没想到去推粪车，总认为“读了九年书，总不会要我去千这个工作吧”。这种思想，不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高低贵贱，这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产物。千百年来，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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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总是轻视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宣扬“学也，禄在其中矣”的“读书做官论”。在他们看来，读了书，做了官，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治人”才是高贵的：而劳动人民只能是受他们剥削的“小人”，是最低贱的。正因为这些流毒在我头脑中没有肃清，因此第一天推粪车就暴露出来了。
    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头脑里有了旧的传统观念，就必然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读书的目的？怎么才叫做“有出息”？在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而且这个革命就要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做起。为什么读了书就不能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就不能推粪车？如果这样，文化教育普及了，人人有文化，那还有谁来干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青年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当
    一名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本身就是对旧的传统观念进行宣战，就是对“读书做官论”的有力批判。
    “有出息”和“没出息”也要作阶级分析。在无产阶级看来，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平凡的岗位上工作，都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拿推粪车来说吧，看起来又臭又脏，极其平凡。但是，真正干好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站里有许多老工人，为了让早班工人安心上班，就宁愿自己起早摸，黑提前把马桶倒好；为了让中班的工人休息好，自已少休息，晚点再去倒。而且，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的家里只有一个老大娘病了，有的家里只有几个小孩，她们就自己帮着把马桶倒好、洗千净。正是在老师傅的这种精神教育下，我才逐步认清了推粪车工作的意义，在这“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平凡岗位上，越干越有劲了。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就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撤烈的。长期以来，林彪一伙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恶毒诬蔑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散布“服务工作低贱论”。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我们青年头脑中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理想问题，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我进清洁管理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是，第一天推粪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天意味着新的生活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同旧传统观念斗争中，跨出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当然，关山千重，征途万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激烈的、长期的。我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这就是我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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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
    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脚小组
    我们几个女青年，都是中学毕业生。当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理想”。有的想当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有的从小就自认为是块当演员的料子，有的想当技术工人，有的想当解放军战士。但是，谁料到中学毕业以后，都分配到浴室当服务员。这下什么美好的理想都“泡汤”了，思想上都觉得：“混堂混堂，能干出个啥名堂。”
    浴室工作到底有没有“名堂”？在党、团组织和老师傅的教育下，通过革命实践，我们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名堂”，各个阶级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看来，所谓“名堂”，就是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样的“名堂”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过去，刘少奇、林彪之流，从孔子那里捡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贷，拚命向青年鼓吹读书做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腐朽思想，这样的“名堂”，实质上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在他们的眼中，浴室工作当然是毫无地位的。
    即使是同一行工作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名堂”是大不一样的。旧社会，浴室工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剥削阶级的遗老阔少、太太小姐，而且老板为了赚钱，强迫职工低三下四地去侍候他们，稍一怠慢，就会遭到毒打，甚至被老板停生意。因此，旧社会有句口头禅，叫“唱戏的嘴，混堂的水”，浴室工人不仅生活上无保障，人格上也是低贱的。
    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完全不同了。浴室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翻身作了主人。浴室工作和其他草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比如有一次，一个女同志陪她全身瘫痪的母亲来浴室洗澡，我们只是帮她把老人背进浴室，帮助脱衣服、洗澡，给老人剪了指甲，做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可是他们却连声赞扬，说：“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办得到。”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的一举一动，虽然平凡细小，但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里人和人的新型关系。把工作做好了，就能使广大群众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加激起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青年工作的好坏，不能看他职务的高低，而是应当看他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这一点出发，即使是平凡的工作，也有许多“名堂”可做。我们在浴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由于浴室里没有女扦脚工，给女顾客带来很大的不便。在河南开封人民浴室杨彩玲同志先进事迹鼓舞下，我们向她学习，冲破了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拿起了扦脚刀。但是，扦脚这门手艺，看起来简单，干起来却
    (下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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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会周查
    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在上海这个城市战斗和生活的人们，总免不了要乘公共汽车吧！可是，当你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候，又可曾想到公交部门的同志，在为工农兵乘客服务、解决城市客运矛盾的过程中，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啊1
    最近，我们到51路公共汽车队进行了短期的调查访问。下面是所见所闻的一些实际情况。
    高峰期间
    北站附近的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显得格外热闹繁忙。成千上万的人们络绎不绝，潮水般向设在鸿兴路上的51路车站起点站涌来，顿时出现了客运的高蜂。你看，乘客们一股股向直达快车站走去，一股股向区间慢车站走去；有的排坐队，有的排立队；起点站的站务员象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招呼乘客，指挥车辆。很快，密集的客流迅速分散了，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开出，满载着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人们，奔赴吴淞工业区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夹在乘客中情不自禁地赞叹着：人多车挤，却秩序井然，51路汽车能这样适应高峰期间的客运需要，真不简单啊！这时，一位身着上钢五厂工作服的乘客对我们说：“同志，你是个新乘客吧，以前的51路可不是这样，我们光在起点站等车就得一个多小时哩！现在…”他没有说完，就登上车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亲眼看到了。可是过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上了年纪的调度员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随着吴淞工业区的新建和发展，加上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郊区、农场闹革命，51路的客运越来越忙了。本来嘛，人多了，车加多就是，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上班的人们，谁不想及早上车赶到目的地呢？可是，人只能一个一个上，车只能一辆一辆发，大家争先恐后，你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一进入高峰期间，乘客候车排队象长城，车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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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结成龙，真是‘人等车，车等人’。排队上车等上七、八十分钟那可是家常便饭啦！”“人等车，车也要等人？”我们觉得这个矛盾挺有趣，很想知道那是怎么解决的。调度员继续往下说：“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乘客急，我们更急。北站到吴淞，51路是一条重要干线，每天担负着近十万人次的客运任务，单是早晨高峰期间就有二万多人次。这就象
    四面八方的支流，汇成洪流，再从一个出口奔去，人多口子窄，一下子就卡住了。要解决问题，就得摸清乘客的来往流向，搞清客流布局，多设置几个出口。有一段时间，我们车队的干部和站务员分兵几路，尾随乘客查来龙去脉，心中才慢慢地有了一本‘客谱’。比如，住在南市区陆家浜附近的乘客，大多是上钢一厂、五厂的工人，他们到吴淞上班，得先乘66路到北站转51路；其他如东区提篮桥、控江新村一带的乘客也很集中，都要转儿次车。根据乘客的要求，我们就在陆家浜、提篮桥、控江新村等地带增设车站，按‘一条龙'设跨线车，使这些地区的乘客不必绕鸿兴路站头转车，而能就近上车直达。这样一来，把高峰期间的密集的客流分散了，鸿兴路起点站的压力也就小了。”
    正当我们听得入神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同志插嘴了。站务员风趣地介绍说：“他是我们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
    “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这个名称多么使人尊敬，却也使我们好奇。我们正想问个究竟的时候，那位同志乐呵呵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在钢铁厂搞后勤工作的。51路车队的同志常来我们厂作调查，相互都熟悉了。我们厂住在控江新村、陆家浜、提篮桥一带的工人能就近乘上直达车，都很高兴。可是，还有好多工人要从鸿兴路上车，一进入高峰期间，还得排长队。主要原因是上班时间太集中。51路车队的同志同我们商量，把各车间、部门的上下班时间适当错开，又把我们厂和其他单位的上下班时间适当作了调整。这样一来，进一步分散了高峰期间的客流。51路车队根据不同情况，还设立了定班车。我有个邻居，她在泰和路钢铁研究所工作。从泰和路车站到钢研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遇到天气转冷，或者刮风下雨，更不方便。51路车队根据乘客的要求，便直接把汽车延伸到钢研所门口。他们这种急乘客所急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广领导经常说，解决客运矛盾，不能光靠公交部门，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乘客都有责任。所以，我们一有空就出来配合51路车队做点工作。”
    51路车队的同志们，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解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做的工作是多么感动人啊！又是多点发车，又是跨线直放，又是调整时间，不同的措施，都有一个主攻方向，叫做“削高峰”。从“车等人，人等车”到“人分散，车分散”；变“一点的人多”，为“多点的人少”；使一个起点站的“高峰”转化为几个起点的“低峰”，从中我们不是可以得到深刻的哲学启示吗？
    长途与短途
    从北站的鸿兴路到吴淞工业区，51路汽车沿线长达十五公里。在车上，我们又听到了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许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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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化工厂的一位工人同志，对我们讲了当初长途乘客与短途乘客的矛盾情沉：在设立了长途直达快车以后，每天早晨鸿兴路周围的长蛇阵，突然好象被斩了尾巴似地短了起来。我们在起点站候车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谁知车到中途，老是碰上麻烦事。车门一开，
    一些短途乘客哗哗地拥了上来，眼看车厢挤得密不透风，可下面的乘客还在一股劲地挤着、推着。售票员放开喉咙喊：“请乘客们不要挤了，下一部车马上就到！”车下的乘客急得直跺脚：“不行！这一趟车挤不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有的说：“以前还是三、五分钟一班车，现在等上七、八分钟还不见下一班车！”还有人在嘀咕埋怨，“你们光照顾吴淞地区的大厂，我们途中的小厂就不管啦！”这一来，我们可苦了，站站停，站站吊，站站吵，起点站候车排队的时间虽然短了，可途中耽误的时间反而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身历其境的售票员告诉我们：原来，一部分车辆调到新设的点跨线行驶以后，从鸿兴路到吴淞地区的车就相应地少了，因而站站停的慢车次数也就少了，沿线小站的短途乘客因为久等挤不上车直叹气；起点站出发的长途乘客因为站站吊直发急，这真是长途影响了短途，短途又连累了长途。
    这时，陪同我们跟车访问的车队干部说：“长途和短途的矛盾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途乘客；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后，短途乘客的要求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经过实地调查。原来，在51路途中，从同兴路到三门路一带，小厂集中，短途乘客也多，这股短途客流从‘头部'袭击了长途乘客。过了江湾镇以后，沿途附近居民出入吴淞镇的多，这股客流又从‘尾部？牵制了长途乘客。只有在头尾之间，才是长途乘客的‘安全地带’。很明显，在同一条线路上，不同的地段和不同的时间，客流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顾矛盾的特殊性，照样按部就班地从起点到终点来回行车，必然造成有的地段乘客太多，车子‘吃不了，吊着走’；有的地段乘客太少，车子‘吃不饱，空着跑'。后来，我们干脆来了个‘长归长，短归短’，
    一部分车辆固定在短途乘客集中的地段小调头，来回行驶；一部分车辆直达专送北站到吴
    淞的长途乘客…”
    话音未落，我们发急地问：车子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更加分散，每辆车发出的间隔时间不是更长了吗？
    “不！反而短了，”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啊！原来那位上了年纪的老调度员正在车上听取乘客和售票员的反映。他一听我们的发问，就接上了话：“采取了各种办法调度车辆以后，看上去是分散了，实际上却是集中了；看上去车子少了，实际上车子反而多了。因为发车合理了，车子的周转率就大大提高。比如，过去从起点站到终点，由于站站吊，一个来回得九十四分钟，现在快放直达，排除沿线短途干扰，七十四分钟就能打回转。到三门路，过去来回要四十四分钟，现在设立了区间车只要三十分钟。我们算了一下，长途和大站区间等于挖出了七辆大车的潜力，短途等于增开了十九班车次。周转一快，发车的间隔时间不是长了，而是短了。我们在实践中感到，人还是那么多，车也还是那么多，从实际出发来个巧安排，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在51路沿线访问了不少乘客。听下来，短途乘客和长途乘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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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说，短途乘客希望站站停，发车间隙短；长途乘客则希望发直达车，中途少停或不停。这个矛盾看起来是对立的，你照顾了长途乘客，短途乘客有意见；你照顾了短途乘客，长途乘客又有意见。要求虽然不一样，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的急着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少在途中磨时间。公交部门的同志，面对这样复杂的矛盾，顾此不失彼，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各得其所，这就有力地说明：只要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处理好各项复杂的矛盾。
    当时，我们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解决了，沿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矛盾解决了，总归一切都太平了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矛盾还多着哩！
    在意外的情况下
    有一次，我们在车上遇上几位崇明农场的知识青年，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由于天气变化，开船时间推迟，春节前从崇明开往吴淞的一班客轮，要延误到凌晨一时才能靠码头。当时，满船乘客直发愁，四十分钟一班车，当班赶不上就得等下一班，弄不好有一部分人要在码头上过夜。谁知船一靠岸，码头边排列着一辆辆公共汽车，及时把四、五千旅客送到了上海…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下，51路车队的同志们怎么能这样服务到家呢？
    在意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又是一个谜。
    有一位驾驶员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碰到的一次意外情况：“有一天早晨，我刚出车，一看站头上候车队伍特别长，大多是陌生面孔。这些新乘客，一下子就冲击着按正常班次上车的老乘客，车站上你推我嚷，顿时乱了套。一了解，原来吴凇一家大厂正在搞设备检修，上级领导从其他行业组织了五、六百人来支援，这批新乘客就是协作大军。这个意外的矛盾，我们是靠向车队联系，临时增调车辆解决了。”
    难道每一次意外情况，都是靠临时措施来对付？我们参加了车队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的讨论会，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有个站务员说：“搞什么工作，都会碰到意外的。这个‘意外’就叫做‘偶然性’吧！能不能变意料之外为意料之中呢？偶然性中是不是也包含着必然性呢？象轮船误点和工厂检修这样的事，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但偶然的变故总归都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工厂常年生产，总是要搞设备检修的，气候的变化对车船班次或多或少总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自觉性，主动去研究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就可以把许多意料之外转化为意料之中，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工作就会主动得多。”站务员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广泛的联想：
    你看，公共汽车上的服务员，经常手里都拿着一个本本，在认真地记录着客流变化的时间和人数；
    你听，公共汽车站头的服务员，经常在热情询问乘客的来龙去脉；
    你是否知道，乘客集中的单位，不知收到公交部门多少封征求意见的信件和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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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不知接待过多少次公交部门来听取建议和商量改进办法的同志；
    你是否知道，在天气变化的时刻，在节日、假日的前后，公交部门挂发了多少个询问情况的电话…
    公交部门的同志就是在这样一桩柱、一件件的具体工作中，摸索着客流规律，掌握行车的主动权，不断提高了为工农兵乘客服务的质量。
    亲爱的读者，城市容运会碰到多少意外的情况，你数不清。公交部门的同志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你数不清。现在，我们在调查访问中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短促的访问，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51路车队的同志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把方便让给乘客，把困难和麻烦留给自己的高尚风格，都是十分感动人的。广大乘客曾经送去一些什么样的感谢信，这些就都不说了。我们唯一要补充说的是，这次调查访问是一堂生动的哲学课。51路车队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坚持在反复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坚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去无限地努力做好工作，这不正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一个缩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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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名堂”。这桩工作要求手稳刀平，胆大心细，既要修好脚病，又不能割破皮肤，所以老师傅说，这是“肉上雕花”。如果没有全心会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肯定是做不好的。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当我们开始用学到的本领为工农兵修治脚病时，就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看到许多患了多年脚病的顾客，经过我们的修治，高高兴兴地走出浴室时，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一把小小扦脚刀，就有千不完的“名堂”。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工作中的“名堂”也是无穷的。有一天，浴室来了一位老工人，顾不上洗澡就要求马上给她修治脚病。一修好脚，又急匆匆赶回厂拆革命促生产了。这就使我们想到，可能还有更多的工人同志患了脚病而顾不上修治。经过调查，光一个棉纺厂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中、老年女工患有各种脚病。这个数字，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也大大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于是，我们改变了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店堂，上门服务。一年多来，我们出门服务二百多次，为一千多人修治了脚病。同时，跑遍周围十几条里弄，帮助那些长期瘫痪的青年、年老多病的退休工人，以及父母在外池的儿童来浴室洗澡。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入。”我们革命青年，要树立革命的理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这，点出发，不管千那一行工作，都能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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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松职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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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
    第
    四
    期
    总第八期
    >21区“Y儿J)只回a广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以≮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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