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3.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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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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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学15批类
    一九七三年第二期目
    录
    认真学习十大文件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
    学习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的一点体会…方
    海(3)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学习列宁关于区分两种不同妥协的
    理论和策略的一点体会…薛源之(9)正确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学习札记…冯曼林(13)西欧“共同市场”与美苏争霸……都群(19)
    文学评论
    评《红楼梦》……
    徐缉熙(24)
    惊涛骇浪见英雄
    一谈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对矛盾冲突的艺术处理…方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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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新人在成长
    读短篇小说《金钟长鸣》…
    任犊(42)
    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
    读《特别观众》想到的………
    常
    峰(46)
    可贵的努力
    一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简茂森娄博生胡格非(49)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读《封建论》…
    …康立(53)
    孟子—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
    …翟平(58)
    论荀子的哲学思想
    ……李定生(62)
    春秋战国儒、法经济思想对立的实质…景池(67)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培训班学员、上海五四农场青年工人黄晨敏（72)
    工农兵笔谈
    大事和小事
    …王恩文（75)
    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回头…
    …赵熙祥（76)
    教育随笔
    “有教无类”的实质是什么？…
    …江
    铭(79)
    孔子眼里的“好学生”
    刘元璋俞妙根(80)
    如此“循循善诱”
    …陈雪良(82)
    人物传记
    孔子传
    …刘修明（83）
    地中海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读苏修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有感…方泽生（92)附：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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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学习十大文件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
    学习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的一点体会
    方
    海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恩格斯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给倍倍尔的信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这段话，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同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者斗争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实质和党的发展的规律。认真学习恩格斯的这封信，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的论述，是针对当时法国工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阶级蒙受了重大牺牲。然而，无产阶级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他们洗净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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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又继续战斗了。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马克思立即在《法兰西内战》中庄严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法国工人运动在经历了短暂的退潮以后，不到几年时间，就以比原来更猛烈的势头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以原无政府主义者盖得为首的一派，在马克思的学生拉法格的帮助和争取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法国工人运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一八七九年，在马赛工人代表大
    会上，法国工人党正式宣告成立。一八八O年五月，法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
    指导下制定了党的纲领。马克思亲自写了党纲的导言，“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同样也不例外。法国工人党一成立，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混进党的领导机构的马隆、布鲁斯，口头上宣称接受党纲，实际上却始终坚持反动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并在背地里组成阴谋集团，企图用机会主义的纲领来纂改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一八八一年十月，马隆发起成立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并篡夺了领导权。一八八二年七月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马隆、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玩弄阴谋诡计，操纵会议多数，否定了原来的党纲，通过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等毅然退出大会，在罗昂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宣布坚持在马克思亲自指导下制定的党纲。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事态迟早会发展到同党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发生冲突并使左右两翼分裂”。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法国工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终于宣告决裂。
    对于法国工人党内的这场斗争怎么看？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虽也承认这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但以“三年早知道”的口吻，指责法国工人党在成立的时候就根本不应当同马隆和布鲁斯讲联合。这是一种倾向。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观点，指出：“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了马隆和布鲁斯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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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隆则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茶者。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还是认为“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那种认为党内必须纯而又纯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党内的反映。思格斯批判了这种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强调决不能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不然的话，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只能孤立自己，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另一种倾向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他们把党内斗争看作庸俗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工人党的内部斗争时就驳斥了那种“只会把分歧理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的错误观点，严正指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还说过，如果分裂不可避免，“那末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私人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私人争吵的东西)”。
    恩格斯深刻阐明了阶级与个人、党内斗争与社会阶级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要反映到党内来。资产阶级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必然千方百计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寻找代理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一定就是大资本家，而往往是混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列宁说过：“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所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正确开展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必须同他们的代理人即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无产阶级只有战胜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才能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上。马隆、布鲁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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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实际上是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变种。这些人，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最多只攻击了个别资本家，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死硬派。蒲鲁东胡说什么：“既然过去一直有穷人，将来也总会有穷人，并且永远都会有穷人。”在他看来，“老百姓”并“不要求取消资产阶级”，而只不过希望“时而有某个工人、时而有另一个工人能够变成资产阶级”。巴枯宁大肆叫嚷“我痛恨共产主义”，竭力用“阶级平等”来代替阶级斗争。拉萨尔也赤裸裸地说：“任何财产一经在法律上承认，它就是不可侵犯的”，资本家拥有巨额财富，是“再自然和再合法不过了”。马隆、布鲁斯同他们完全是一丘之貉。马隆、布鲁斯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要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把无产阶级的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因此，也叫做“可能派”。布鲁斯曾露骨地说：“我是属于希望成为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那样一类的人，但我也想得到某些实际的东西。我不想接受那种根本什么也得不到的‘一步登天'的原则”。布鲁斯所攻击的“‘一步登天'的原则”，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所追求的“实际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点点滴滴的改良，就是资产阶级赐予的残羹冷饭。在这条路线控制下的工人党，“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变成了“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想倾向，归结到一点，就是不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否认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甚至妄图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要求“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而决不能把斗争局限于同资产者个人交锋。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的重要标志。《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教育吴清华，不能只打倒一个“南霸天”，不能只为了个人的复仇，而要为打倒一切“南霸天”，打倒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恩格斯在信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他还指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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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这是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都生动地证明了这一伟大真理。
    无产阶级是讲团结的，是不要分裂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要搞阴谋诡计，搞反党分裂活动，总是首先挑起斗争，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党的团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种团结必须通过对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才能达到。只有在斗争中彻底揭发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团结大多数同志包括犯了错误而有认识表示愿意改正的人，才能保证和巩固党的团结。因此，积极而正确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达到党的团结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壮大党的力量，推动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了。这是一件好事。”这种斗争可以使阶级阵线明朗化，使无产阶级摆脱机会主义的祸害。法国工人党清除了马隆、布鲁斯等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党的队伍更团结了，进一步得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而那些机会主义者，当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他们是会迷惑一些人的。只要他们自以为还能有一点欺骗作用时，他们是不肯轻易暴露其本来的面目的。但是，他们既要反对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薇得十分彻底，就必然要被揭发出来。当他们一旦暴露了真面目，也就迅速完蛋了。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就高兴地指出：马隆、布鲁斯的“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杜会党组织的拥护”。德国工人运动也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斗争，坚持了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十月革命的伟犬胜利，是在战胜了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实现的。我们党的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更证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每战胜一次错误路线，革命就向前推进一步。今天，我们党正是由于粉碎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出现了更加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朝气莲勃的局面。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毕生精力满腔热情地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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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无产阶级内部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看作幸福而丝毫不感到“烦恼”，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斗争的必然性有清醒的认识，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成立第一国际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代替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宗派。第一国际的历史，就是同冒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蒲鲁东、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反对英国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和反对杜林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汇合起来，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就必然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领导了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反，这时盖得放弃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讲什么“党内和平”，结果自己也逐步堕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一事例，从反面证明了自觉坚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复杂了。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牢记恩格斯的教导，看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自觉地积极地投入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做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所畏惧的。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一定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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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问题上
    两条路线的斗争
    学习列宁关于区分两种不同妥协的理论和策略的一点体会
    薛源之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用十月革命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实例说明：“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脏。”区分两种不同的妥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妥协，一种是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另
    一种是叛卖性的妥协。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妥协，同时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叛卖性的妥协。毛主席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指出：“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天折的危险。”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战胜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立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便争取时间，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苏维埃俄国就宣布了和平法令，向交战国双方的人民和政府提出了签订公正的和约的建议，但遭到了英、法等国的拒绝，德国为了集中力量同英、法作战，同意和谈，却企图迫使苏联接受屈辱的和约。当时，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国际上各国帝国主义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苏维埃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红军还没有正式建立，继续同德国作战，无异是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命拿去作孤注一掷。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决定同德帝国主义进行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并准备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以便使谈判获得成功。但是，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到最顽固的白匪，都疯狂地反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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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对德和约。这伙苏维埃政权的死敌，难道真的变得热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了吗？当然不是。他们竭力鼓吹继续进行战争，破坏谈判，目的是挑起德军的进攻，盼望引进德军来帮助他们的反革命复辟事业。列宁深刻地指出：“我完全了解主张这种革命战争的就是那些在德军进攻时出外迎接的人”。
    特别是孟什维克，疯狂地反对列宁的革命外交政策，惯于搞另一种妥协，即“叛徒的妥协”。他们一贯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保护祖国”的虚伪口号下，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二月革命后，他们直接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实行不折不扣的“入伙分赃”。正如列宁所指出，他们同德国、法国、英国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同他们本国的、有时甚至同对方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时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布尔什维克坚定地执行列宁的革命路线。在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帝国主义失败的主张；二月革命后，它毫不犹豫地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推翻，十月革命胜利后，坚决要求结束帝国主义争衡战争。在布列斯特谈判中，它主张签订对德和约，以争取时间，积蓄“捕获和枪毙强盗”的力量。这同孟什维克的叛卖性的妥协是根本对立的。列宁指出：“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二)
    在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过程中，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隐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头目布哈林，组成反党小集团，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反动派一唱一和，大肆反对签订和约。他制造德国革命马上就会成功的谣言，散布“德国人不会进攻”的谬论，拚命鼓吹“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争”，甚至气势汹汹地给坚持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者扣上“和帝国主义勾结”、“德帝国主义走狗”等帽子。另一个机会主义头目托洛茨基，以另
    一种形式反对列宁主义路线。他也空谈什么“革命”，故意掩盖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危险局势，说什么“我们并没有死亡的威胁”，诬蔑列宁的立场“有许多主观主义”，硬说“中间路线是可能的”。为了破坏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策胳原则，托洛茨基荒谬地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建议，主张“结束战争，不签订和约，让士兵复员回家。”
    布哈林、托洛茨基之流反对签订和约的主张，反映了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连他们提出的论据，也是俄国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这种论据是资产阶级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他们的主张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当时，英法资产阶级正千方百计地要把布尔什维克拖入对德战争，希望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打起来。列宁指出：“为什么它们一定希望这样，这是很明显的：第一、因为这样，我们就会牵制住一部分德国兵力；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在不恰当的时候同德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搏斗，就最容易遭到毁灭。”
    列宁对布哈林、托洛茨基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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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委员和第三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员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指出当前的情况不允许继续进行战争。缔结和约，争取喘息时间，将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苏维埃政权。列宁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的谬论，警告说，如果拒绝立即签订和约，势必被迫签订条件更苛刻的条约。然而，在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的千扰下，列宁的革命路线暂时没有得到多数支持。德方代表在二月九日提出最后通牒，列宁又作了必须缔结和约的重要指示。担任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竟公然违抗列宁的指示，在二月十日荒谬地向敌人发表书面声明，拒绝签订和约，“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命令俄国士兵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复员。”谈判因此中断。列宁愤怒地斥责这种叛卖行径是“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送给德国人”。
    谈判中断了，德军立即在二月十八日发动全线进攻，直接威胁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在这个严重关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向金国人民发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告，号召工农兵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国家，抗击德国侵略者。党内多数同志理解并接受了列宁正确主张，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三月三日，和德方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正象列宁预料的那样，和约的条件比原来的更加苛刻了。列宁严肃地指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
    条约签订后，斗争并没有结束。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甘心失败，他们把持党的莫斯科省委，通过决议，以分裂来威胁列宁领导的党中央，甚至公然鼓吹：“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宜的。”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最后解决和约问题，在列宁的领导下举行了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大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叛卖政策，痛斥了他们分裂党的阴谋，并通过了批准和约的决定。接着，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和约。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阴谋被完全击败了。
    这场斗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一次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长期斗争的继续。
    (三)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时，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必要的妥协的问题。这些分析，对于正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妥协是十分重要的。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之流的谬论时，严正地指出：他们的政策“也许适合那班专门追求外表漂亮和色彩鲜艳的人的癖性，可是完全忽略了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斗争策略的唯物主义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对群众力量和阶级对比关系的精确估计来决定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是否适宜”，既要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这是正确地制定斗争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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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必要的妥协，这是斗争的一种形式。列宁坚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为了更好地战胜帝国主义。列宁明确指出，对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是必要的，要反对的是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冒失地进行战争，而接受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积极备战”，为了“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事实证明，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而是粉碎了他们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罪恶阴谋。条约签订后，苏维埃政权抓紧时间，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各地建立工农红军，为夺取国内战争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作好了准备。由于苏维埃力量的成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展开了赶走德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增加了德帝国主义的困难，支援了德国的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无产阶级起来推翻德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在十
    三日郑重地宣布废止掠夺性的布列斯特条约。列宁的具有远见的策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苏维埃政权不仅没有把武器交给强盗，相反，却争取了时间，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拿起武器，战胜了敌人。这种革命的妥协，是同那种“入伙分赃”的妥协根本不同的。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阻止他们勾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便争取时间，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把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统统收集起来，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四面树敌，两个拳头打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列宁在总结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问题的经验时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之后，在很长时期内，还需要和强大的国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要想战胜这种敌人，就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善于把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学习列宁关于区分两种妥协的教导，可以提高我们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本领，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徒面目。
    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和废止，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可以与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必要妥协的策略原理的一次成功的运用。在列宁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苏联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实行过必要的妥协。历史证明，正确地运用列宁的策略原理，就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伟大导师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顶逆风，战恶浪，坚持正确路线，提供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必要的妥协的历史经验。但是，修正主义总是想利用这个事例来掩盖他们“入伙分赃”的叛徒面目，这是徒劳的。我们要学习列宁的教导，正确理解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必要的妥协的意义，彻底揭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种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并且“入伙分赃”的叛卖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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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学习札记
    冯曼林
    列宁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半个世纪内，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正如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如果我们运用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来观察今天的帝国主义，就可以看到这些基本原则与实际生活竟是那么相一致，好象列宁就是针对今天的帝国主义说的一样。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帝国主义包括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现在，我们就按照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的次序来考察一下当前帝国主义的状况。
    社会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垄断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这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时，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加强，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一垄断，比五十多年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1)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程度更加提高。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在一九○一年只有一家，到一九七○年增加到二百八十二家，资产在一百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一九六○年有六家，到一九七○年增至十五家。
    (2)工业各部门日益为少数垄断资本控制，在许多工业部门，几家大公司掌握了绝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在美国，一九六九年三家汽车公司垄断了全国汽车产量的百分之七
    十八点一；在英国，一九七○年一家钢铁公司垄断了英国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三；在日本，
    一九七○年七家大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船舶生产总吨位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
    (3)农业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加剧。一九三九年美国农场总数为六百零九万七千个，
    一九七一年只剩下二百七十万个，平均每年有九万个农场破产。实际上，美国农业生产现在是由不到五万个，即占农场总数百分之二的最大的垄断农场所控制，它们出售的农产品占美国全部农产品销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4)垄断组织日益向综合多样化发展。不少公司过去还是以生产一、二种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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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六十年代末期，它们的经营活动范围已迅速扩展到许多部门。例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成立于一九二○年，在最初是以制造电讯器材为主要业务的。近十年来，它用合并的方法收买了五十家与电讯电子无关的公司，经营范围扩展到面包、人造纤维、建筑、旅馆、保险事业，在世界各地控制着一百五十家公司，销售网普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加强，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所以，垄断并不是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宣扬垄断组织能够“对生产进行规划和预见”，其实质不仅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为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造反革命舆论。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时期，一小撮最大的金融寡头，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这一特征，战后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战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实力，整个说来都较战前有大幅度的增长，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也大大加强。战前，美国八个最大的垄断财团控制的资产总额是
    六百零九亿美元，而一九七○年，仅摩根和洛克菲勒两个财团所控制的资产总额就达三千
    三百零四亿美元，为战前八大财团资产总和的百分之五百四十二。
    金融资本为了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攫取垄断高额利润，不仅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进一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它们有时用收买官吏和国会议员的办法，派他们的代理人控制国家机器，有时亲自出马直接占据国家的领导地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几届总统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的支持下上台的，他的政府中
    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有一百五十名是大资本家。其中，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财团基金会董事；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肯尼迪总统本人是波士顿财团的一个家族成员，他的父亲就是美国七十五个大富翁之-一。约翰逊总统是一个百万富翁。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都处于金融寡头的控制之下，金融寡头又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家进行“个人联合”，为垄断资本效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空前发展起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控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现象。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主要采用五种方式：(1)通过国家收购企业，搞所谓“国有化”，或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办所谓“国营企业”；(2)通过国家采购和订货形式（主要是军事采购和订货），(3)给予国家贷款，实施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税法；(4)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以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5)通过各种调节措施，以适应垄断资本在经济上的要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形式不同，但都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都意味着垄断资本对国家政权控制的加强。
    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决不象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胡说的那样，有什么“社会主义因素”，恰恰相反，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组织服务并加强其垄断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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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输出的规模迅速扩大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为了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向
    外扩张、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重要工具。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虽然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以前就已存在，但到二十世纪初期，垄断占统治地位以后，才飞快发展。在一九一四年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总额为四百四十亿到四百八十亿美元。五十多年来，资本输出的规模迅速扩大，一九七○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总额已增至三千多亿美元，比一九一四年增长了五倍多。
    帝国主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贪婪的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据统计，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美国对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利润总计为八百八十七亿
    七千万美元，比美国历年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总额还高出百分之十四。在拉丁美洲，美国的直接投资一九四六年为三十亿美元，一九六九年为一百一十七亿美元。但在这二十四年
    ·期间，仅直接投资利润一项，美国即从拉丁美洲撄取二百三十四亿九千万美元，比这期间美国直接投资净额还多得多。
    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加上不平等条约所附加的苛刻条件，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这些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民族经济难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贫因。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却竭力为这种侵略行径辩护，拚命鼓吹资本输出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达到经济的高涨。苏修叛徒集团竟宣扬帝国主义可以用全面彻底裁军节省下来的开支去“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为亚、非、拉经济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纪元等谬论。全世界一切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都领教过帝国主义的“友谊”、“亲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早已不会轻信那些骗人的鬼话了。
    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特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大量资本的输出，必然引起各国资本家联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形成国际垄断同盟。
    国际垄断组织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二十世纪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一
    九一○年约有一百个，到一九三一年就增加到三百二十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既有新的国际垄断组织产生，也有原有国际垄断组织的瓦解。但是，国际垄断组织从经济上瓜分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特征。据估计，截至一九六八年，国际化垄断公司共有二百家到三百家。它们在国外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九百四十亿美元，国外子公司的年产值为二千四百亿美元。由于国际化垄断公司的急剧发展，垄断财团对世界生产和贸易垄断加强了。据统计，资本主义世界某些工业部门如橡胶轮胎、石油、烟草、药品、汽车等，儿乎完全为国际化垄断公司所控制。近年来，区域性的国际垄断同盟有了新的发展，西欧“共同市场”的扩大和西欧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西欧垄断同盟对美，苏两霸瓜分世界的抗衡。
    国际垄断同盟是各国垄断资本为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市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性垄断组织。因此，国际垄断组织之间的任何协定，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实际上蕴藏着不可克服的冲突和斗争。苏修叛徒集团宣扬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间“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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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趋势大大加强了”的谬论，只不过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指出，这完全是“超等废话”。
    帝国主义列强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领土的争斗至今仍在继续垄断资本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必然要进一步发展到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这是因为殖民地是垄断资本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地点，是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重要场所，又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基地。总之，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此，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拚命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领土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
    一九一四年止，英、俄、法、德、美、日六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占领了世界将近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举世皆知，在历史上沙皇俄国曾长期穷凶极恶地对外侵略、扩张领土，在
    一九一四年俄国的二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就有一千七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是殖民地。旧中国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国家，列宁说过，在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过程中，沙皇俄国是“最先伸出魔掌的”。老沙皇“象贼一样”对中国进行侵略，霸占了我国东北等地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但是，时至今日，苏修叛徒集团却公然篡改历史，竭力为老沙皇的侵略、扩张罪行翻案，说什么：沙俄夺取殖民地是为了防止他国扩张，征服别国是“睦邻政策”，支持“解放”，强力并吞是“自愿归并”等等，以此为他们自己推行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解。但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新沙皇妄图为老沙皇翻案，走老沙皇称霸世界的老路，只能落得比老沙皇更加可耻的下场。
    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的殖民地都已瓜分完毕，但是争夺殖民地的争斗并没有结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变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不断提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要求，从而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这种争斗，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
    二十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日益缩小，相互争夺原料基地和市场的搏斗也就愈演愈烈。
    近年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为形势所迫，在继续采用直接的政治、经济、军事统治的老殖民主义手法的同时，更多地采用着新殖民主义手法，即在形式上给予殖民地政治独立，而在实际上加强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基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变本加厉地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掠夺和剥削，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
    苏修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列宁不仅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并且亲自领导了伟大的十月杜会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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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历史是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一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撕大林逝世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苏修叛徒集团上台近二十年来，背叛列宁主义的事业，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
    学习与优河
    义”。苏修既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列，它就具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很快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以完善工业管理为名，实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大搞“联合公司”。所谓“联合公司”，就是按照西方垄断组织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到一九七一年六月止，全苏工业部门建立的这种“联合公司”有一千四百多个，拥有职工七百七十万人，包括一万四千多家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近三分之一。“联合公司”由一小最垄断寡头直接控制，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化学工业部所组成的“全苏联合公司”，就控制了化学工业系统的全部企业。石油工业部门的二十一个“联合公司”，垄断了全国石油开采量的百分之九十八。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性质完全一样，它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追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肆无忌惮地采取各种手段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奴役各民族人民，使苏联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日益深化。
    这个新型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扩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贯以“援助”为名，大搞资本输出，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苏修给“经互会”国家的所谓“贷款”，实际上的资本输出，到一九六九年已超过九十亿卢布，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它的控制之下。苏修还垄断“经互会”各国的对外贸易，通过不等价交换，进行残酷剥削。据透露，苏修通过贵卖贱买，每年要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榨取到五十五亿美元的超额利润。苏修还通过“军援”，大做军火生意，争夺战略基地，扩张势力范围，甚至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把蒙古和东欧一些国家变为它的殖民地。这一伙叛徒，正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它不仅完全跟着老沙皇的脚步走，而且比老沙皇的侵略野心更大。它疯狂扩军备战追逐核优势，争夺海上霸权。它的军舰带着核武器在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到处游弋，说什么“在世界大洋的所有地区”横冲直撞，是苏修海军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妄图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殖民大帝国。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在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就说过：“苏联是世界帝国主义，同美国一样。”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苏修加入帝国主义行列之后，当今世界上，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他们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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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处”的幌子下，你争我夺，干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勾当。越是高喊“共处”“缓和”，实际上争夺越激烈。欧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历来是美国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近年来又成为最大的投资场所。据统计，一九七一年美国对外私人投资约为八百六十亿美元，其中欧洲为二百七十六亿美元，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第一位。战后美帝一直把西欧作为其称霸世界的重点地区加以控制。东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后院。长期以来，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严密的政治控制，残酷的经济掠夺和蛮横的军事千涉。面对美帝和西方的渗透，苏修非常害怕失去它的殖民势力范围，力图巩固“后院”，分化西欧，排挤美国，吞并欧洲。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就是美苏两霸把欧洲作为争夺的战略重点的表现。它们还在中东和波斯湾以及南亚次大陆为争夺石油资源和势力范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在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在谈到地中海问题时说：“在这个海里有美国和苏联两支舰队，这个地区已经变成危险区。”苏修在同美帝的争夺中，进一步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比老牌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决定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总想通过战争争夺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获取垄断高额利润。同时，也安想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所以，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不论资本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垄断。帝国主义的其他特点都是与垄断相联系的，又是在垄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垄断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达到了空前的尖锐化程度。矛盾达到了极点，革命危机必然接踵而来。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所以帝国主义时代必然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彻底埋葬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苏两霸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我们要按照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千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
    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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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共同市场”与美苏争霸
    都
    群
    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心脏地区，是工业发达国家的集聚地区，拥有雄厚的物力、人力和经济技术潜力。西欧又有着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与世界各地区都有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夺取西欧，对美苏两霸争夺世界霸权和确立战略优势，至关重要。欧洲在历史上曾是世界政治外交舞台的中心，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许多野心家和强权帝国都梦想做欧洲霸主，进而称霸世界。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今天，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欧洲就成了两霸直接对峙的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
    “共同市场”是西欧的主体。从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开始，“共同市场”从六国扩大为
    九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支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共同市场”和美国、苏联一九七一年经济实力对比
    信万月
    国民生产总值
    出口贸易
    黄金外汇储备*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共同市场九国
    251.3
    7,067.1
    1,281.8
    387.8
    国
    207.0
    10,683.4
    435.0
    104.7
    苏
    联
    245.1
    5,260.0
    138.1
    *十月三十一日数字
    上表表明，扩大的“共同市场”人口超过了美苏，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苏联，仅次于美国，出口贸易和黄金储备更是遥遥领先。
    “共同市场”和美国、苏联一九七一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
    (以世界总产量为一百)
    ?
    钢
    汽
    车
    造
    船
    发电量
    水
    泥案
    产量占世界产量占世界
    量占世界产量占世界产量占世界
    (万吨)
    (万辆)%(万吨)
    (亿度)落
    (万吨)%
    共同市场九国
    12,812.623.01,202.538.2662.236.68,854.817313,177.623.1
    美
    10,905,519.61,069.234.048.2
    1.917,175.133.66,775.211.9
    苏
    联
    12,099.621.7
    134.24.3
    .
    7,999.915.69,524.416,7
    为一九七○年的统计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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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数字说明，扩大的“共同市场”的粗钢、汽车、水泥，造船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到百分之三十八不等，都超过了美苏，发电量也仅次于美国而超过苏联。据统计，一九七一年“共同市场”九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出口额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美帝在西欧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市场。一九七一年美国对西欧的私人直接投资为二百七十六亿美元，占其全部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六十年代美国仅私人直接投资就从西欧攫取了一百十二亿余美元的利润，占其海外投资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美国大公司在西欧设有分公司和子公司。西欧又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对西欧的出口额近几年来都在一百四十亿美元上下，占其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农产品出口尤以西欧为主要市场；从战后到一九
    七一年，西欧一直是美国贸易出超区。西欧还是美“援”最多的地区。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
    七一年，美国投在西欧的“经援”和“军援”总数达四百九十三亿美元以上，占美国这一期间全部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一。正因为西欧对美国关系如此重大，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公开声称：“失去西欧对美国利益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西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苏联地跨欧亚两洲，而欧洲部分人口占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工业则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来在欧洲，是一个欧洲国家。苏修要争霸世界，就必须控制欧洲。勃列日涅夫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欧洲是特别重视的”。确保东欧，以东欧为跳板，大力向西欧渗透扩张，进而独霸欧洲，这是苏修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基础。
    确保东欧，在苏修同美帝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苏修利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对东欧一些国家实行殖民统治，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工厂、果菜园和最大的商品倾销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苏修从东欧五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占其机器设备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苏修的消费品进口也有百分之七十来自经互会各国：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苏修对东欧经互会国家的出口额每年都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对苏修来说，能否控制东欧，直接关系到它这个新殖民帝国的存亡命运。为了确保在东欧的既得利益，苏修需要制约西欧，削弱和瓦解“共同市场”，以消除“共同市场”对东欧国家日益增长的吸引力，阻止东欧离心倾向的发展。不仅如此，苏修还把东欧作为“桥头堡”，威逼西欧国家。美国《外交季刊》认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构成了对西欧安金的威胁，是指向西欧脑袋的一支手枪”。
    对西欧这块肥肉，苏修早已垂诞三尺。近年来，苏修加紧向西欧渗透。它一方面大力发展对西欧的贸易。据苏联官方统计，一九七一年苏联对西欧贸易额达四十五亿卢布，比
    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三倍，占该年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九，占其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的百分之八十八。另一方面，苏修通过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西欧国家获得贷款。一九六六年前的二十年内，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贷款总共为九亿卢布，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的四年内，苏修仅从西欧国家获得的贷款就高达二十亿卢布以上。苏修图谋夺占西欧发达的生产力，利用西欧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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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本身无法解决的严重经济困难，扩张经济实力，加强向外侵略的劲头。为了独霸欧洲，苏修力图把美帝排挤出西欧，分化离间西欧国家，以便挟持其优势的核武装和常规军力，对西欧发号施令，称王称霸。苏修一旦控制了西欧，就会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就占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一半。这正是苏修为称霸世界所梦寐以求的。
    为了争霸和控制欧洲，苏修不仅把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心放在欧洲，其兵力部署的重点也在欧洲。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二年一一九七三年度军事力量对比》报告估计，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驻有陆军六十个师，在东欧一些国家驻有三十一个满员的精锐师，这九十一个师占苏联陆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苏联的海空军和导弹核武器更是大部分部署在欧洲，直接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西欧国家对苏修的扩张野心早有警惕。西德前总理阿登纳一九五五年访苏时，赫鲁晓夫曾经赤裸裸地把中国污蔑为“黄祸”，要拉拢西德反华，但他的卑鄙阴谋并未奏效。阿登纳断言，苏联关心的是“世界霸权”，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俄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获得西欧”，“统治了欧洲，那就是给了他梦寐以求的统治世界的钥匙”。他认为，“如果一旦苏联成功地使西欧国家跟着它打转…苏俄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会立刻空前增强，而且克里姆林官对付美国，同时又对付赤色中国的抵抗力量也会大大提高，那时无疑地，苏联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它们总是要“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目前，在争霸欧洲的争斗中，美苏实力大体保持“均势”，双方都想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并想尽办法挖对方的墙脚，以削弱、牵制和压倒对方。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在美苏争霸中，“欧洲既是以统治世界为目标的苏联金球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又是防止这种战略进一步胜利进展的一个堡垒”，美国要和苏联争斗，“非有西欧不可”，“美国加上西欧应该能够牵掣苏联”。阿登纳曾说，苏联“赢得西欧的经济力量和人力”，也就“对美国赢得了决定性地位”。显然，欧洲正面临苏美两霸激烈的角逐和争夺。
    但是，超级大国任意摆布和主宰别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苏安想称霸欧洲是一回事，其野心能不能达到则是另一回事。
    美帝在战后初期，曾俨然以西欧的霸主自居，但没有多久，就开始从顶峰跌落下来，美欧之间昔日的“主从关系”，已不得不变成今天的所谓“新的伙伴关系”。然而，美帝对西欧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面对“共同市场”的发展和扩大，特别是面临苏修妄图独霸欧洲，美帝迫切需要全面调整美欧关系，缓和它同西欧之间的矛盾，巩固它在西欧的地位，并进一步同苏修争夺东欧，以保持和加强它在同苏修争夺中的“均势”地位。儿年来，美国不断调整战略部署。为了确保重点，它逐步从印度支那脱身，把更多的力量转向欧洲，强调一九七
    三年对美国来说是“欧洲年”。它还公开声称：“多年来，欧洲受到的军事威胁是明显的，大西洋两岸普遍地一致认为有必要去对付这些威胁”，声明“美国仍然保证履行它在大西洋防务中应履行的责任，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从欧洲撤军”，并向其盟国建议，在一九七三年年底以前，制订一个“新的大西洋宪章”，“为大西洋国家创造一种新关系”，“全面处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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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问题”。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勃勃，一心想吞噬西欧这块肥肉。但是，他知道赤裸裸地干是不行的，只得玩弄狡猾的两面手法。恩格斯曾深刻地揭露沙皇俄国“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苏修新沙皇继承老沙皇的衣钵，竭力利用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祸害的欧洲人民渴望欧洲局势缓和的心情，鼓吹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兜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抛出所谓和平“总宣言”，妄图在这种种骗人的幌子下，加紧施展其向西欧扩张，争霸欧洲的阴谋诡计。
    苏修在推销“欧安会”黑货的几年里，拼命扩充军事实力，加速发展导弹核武器，更新军事装各，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它的五百多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已作好瞄准西欧的布局，四分之三以上的中程导弹一约七百枚，也是以西欧为目标，把西欧直接置于它的核威慑之下。在中欧，华沙条约集团的军队和大炮等于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倍，坦克是一倍半，飞机则多百分之五十。在北欧，苏修拥有庞大的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企图把海军防线推进到冰岛和法罗群岛，把挪威海视作它的内湖：就挪威地区周周布防而言，现在华沙条约集团同北大西洋集团相比，陆上是四比一，海空是六比一。在南欧地中海地区，苏修已闯进号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湖”的地中海，它的地中海分遣队的军舰已近六十艘，超过了美国第六舰队的实力。这就造成西欧面临苏修海陆空的核力量与常规军力重兵压境和南北两翼钳形包围的形势。苏修国防部长公开叫器：“军事力量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一语道破了苏修强权政治的本质。五年前，苏修正是在大吹大擂“欧洲集体安全”之际，出动了几十万大军突然袭击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扶植傀儡政权。这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表面谈和平，暗中大扩军，一边讲安全，一边动武力的行径，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两面派丑恶嘴脸和侵略扩张的野心。
    苏修侈谈“裁军”，乔装打扮参加“中欧裁军会议”，这也不过是用以掩盖其侵略张的烟幕弹。它耍弄这套假缓和、真扩张的把戏，无非是要在欧洲制造虚假的缓和气氛和安全感，迷惑和麻痹西欧国家，使西欧防务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并进而干涉西欧各国内政，破坏西欧联合，为其扩张和独霸欧洲铺平道路。英国《经济学家》曾指出，苏修不仅要哄骗西欧国家放松警惕，“而且要诱使它们陷于一种不团结和优柔寡断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俯仰由人地听从俄国摆布了。”西欧有些人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但是，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并不按照某些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事实是，苏修同美帝正在欧洲剑拔弩张，勾心斗角，紧张地进行相互争夺。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
    苏修近几年还加紧向中东、波斯湾疯狂扩张，抢占石油产地，控制海上运输线，妄想从战略上扼住西欧的经济命脉。西欧国家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中东，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是西欧石油运输线的咽喉，在苏伊士运河关闭期间，西欧石油的一半则经由西印度洋运往西欧。目前，苏修对中东、波斯湾各国大肆渗透，大搞颠覆活动，还派了大批军舰在这一带到处游弋，耀武扬威。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间，苏修军舰在西印度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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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的“舰日”就增加了七倍。无怪西方人士担心：“苏联对欧洲的石油供应的控制，加上俄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脱身的前景，几乎必然意味着欧洲的政策要服从苏联的利益。”阿登纳过去谈到弥联企图卡住西欧石油来源时说，“如果苏俄掌握了地中海盆地，那就是欧洲末日的到来。”这一忧虑现正成为现实的严重威胁。
    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两面手法，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欧人识破。他们对这种“武装到牙齿而满口叫唤和平”的劣货兜售商根本不予信任，认为依靠“欧安会”、“中欧裁军会议”等等来取得欧洲的和平和安金，是饮鸩止渴。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要求苏联在保证欧洲安全方面“从言词走向行动”，不能把安全看作“只是纸上的宣言或是政治家挂在口头上的事情”。西德《世界报》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对欧洲各国的和平、安全、独立的威胁”，“来自一个利用其权势在中欧控制一切的大国：俄国”。
    苏美两个超级核大国在欧洲加紧争夺和勾结，特别是苏修的疯狂扩张，直接损害了西欧国家的切身利益，激起了西欧国家的不满。两霸频繁的双边活动，日益增多的幕后交易，更使西欧国家疑虑重重，担忧会成为两霸争夺和勾结的牺牲品。法国总统蓬皮杜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欧洲变成两个超级大国的“中东”，“要么我们面对着这些大国无所作为，要么我们设法把这些西欧国家联合起来，两者必居其一”。英国首相希思呼吁“欧洲必须团结，并且用一个声音讲话”，“以一种共同的力量行事”。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超级大国色厉内荏，欺软怕硬。你放松警惕，解除武装，它就趁虚而入，把你吃掉；你不怕压，不受骗，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它就现出纸老虎原形。“共同市场”的发展和西欧国家的联合行动，迫使美国从过去以盟主自居，对西欧指手划脚，号令一切，变成现在不得不把西欧视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称之为“平等伙伴”。苏修面对“共同市场”国家的联合斗争，也不得不改变过去无视“共同市场”的态度，宣布“存在共同市场”这一现实。
    以“共同市场”为核心的西欧国家，目前正朝着联合反衙的方向发展。它们顶住了苏美两霸的阻挠和破坏，同八个欧洲非成员国达成建立西欧十七国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把几乎整个西欧联成一个对抗苏美的关税同盟，这对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是个打击。在“欧安会”和“中欧裁军会议”上，西欧各国从不同角度同苏修展开斗争。“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主席、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宣布：“欧洲共同体将在欧洲安全会议上，对一切影响它的权限的问题，以一个声音说话”。西欧国家认为，“必须从有效的伙伴关系和实力地位”出发，来同苏联进行裁军谈判。一九七二年十月，欧洲十国集团国防部长会议公报指出，鉴于华沙条约国家军备“巨大增加”，它们决心“改善”防务力量。针对苏修的扩张威胁，北大西洋集团在一九七三年决定，在英吉利海峡建立常驻海军力量。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苏美两霸加紧争夺欧洲，正在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使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使苏美同欧洲人民之间的矛盾更激化了。它们的侵略扩张，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只能促使欧洲人民更激烈的反对，为自己的垮台创造条件。苏修现在走的是当年拿破仑、希特勒曾经走过的老路，它的结局也必然是拿破仑、希特勒彻底灭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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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评《红楼梦》
    徐缉熙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要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不可不读《红楼梦》。《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
    十回是高鹗续的。续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原著差得很远。本文主要就前八
    十回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世界观作一些分析批判。
    (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红楼梦》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时期。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乾隆时期又正是这一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时期，因而也是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最后崩溃的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的特点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彻底腐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正在复苏和发展。清朝统治者力图强化封建经济，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的生长，结果是使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富空前规模的集中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一两极分化的过程日益加剧，这就反过来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在蕴蓄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农民革命的风暴。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宗法封建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已经如此腐朽僵化，它不仅阻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潮流，而且在封建阶级内部，也激发起各种叛逆思想。例如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明以来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可是，清代的反理学的思潮却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发展。曹雪芹自己就是一个反封建正统、反程朱理学的勇敢的思想家。这种叛逆性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社会思潮的涌现，正是没落的封建社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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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波及曹雪芹一家的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持续于康雍乾三世。“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正是封建统治大厦将倾的征兆。
    《红楼梦》所描写的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写照。曹雪芹申言他这部小说“毫不干涉时世”，这不过是他的掩饰之辞。实际上，我们正可以把《红楼梦》当作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来看，从中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把《红楼梦》仅仅看成是一部描写恋爱悲剧的书，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红楼梦》第四回一张所谓的“护官符”上有这样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句话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贾、史、王、薛，是书中描写的四个封建大家族。贾、史、王是所谓的“公侯之家”，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小说以贾家荣、宁二府为中心，描写了这四大家族兴衰演变的历史，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各个侧面。
    在封建社会，“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特别是官僚贵族的名门大族是封建王朝的主要支柱。每一个封建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独立王国，一个封建小朝廷。它们在外面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追，在内部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皇帝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总头目，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最高象征，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家族则是构成这种制度的细胞。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正是建筑在这种家族统治的基础之上的。
    《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十分典型的。它们既是大贵族、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大高利贷者。上通朝廷，中结官府，鱼肉人民，无恶不作。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触目惊心。荣宁二府，就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那围墙之内，几十个主子统治着几百个奴才，一面是主子们的荒淫无耻，勾心斗角；一面是奴隶们的痛苦呻吟、挣扎反抗，阶级斗争尖锐地进行着。而在围墙之外，处在这些封建家族重重压迫之下的，是更广大的劳苦大众。小说第一回就写到农村“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难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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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这几句话勾划出一幅雕散的、动乱的农村生活的图画。我们再对照书中详尽描写的四大家族那种“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就不难使我们想到后者同前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贾府造一座大观园，单“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花烛绿灯之类，就要花费五万两银子。过去“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这些银子又都从哪里来？还不都是从农民身上搜刮得来的！地租和高利贷，这是贾府收入的两大来源。宁国府一处庄园，碰上个大灾年，庄头乌进孝还交来那样惊人的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实物地租名目如此繁多，就说明剥削方式的野蛮与残酷。宁国府的主子贾珍就赤裸裸地对乌进孝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王熙凤一个人私放的高利贷，一年的利息收入就有上千两银子。这些剥削收入包含着多少穷苦人民的血泪！
    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他不可能从更广阁的背景上去直接揭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着重揭露了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罪恶，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
    表面上看来，这些“钟鸣鼎食的人家”，似乎真是诗礼传家。你看贾元春“归省”时的国法、国礼，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时的家法、家礼，气象是何等森严。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一套封建宗法和礼教，被严格地维持着。可是，就在那个宗祠的旁边，贾珍、薛蟠这“一干游荡纨绔”，寻欢作乐，无所不为。而一座大观园，在“体仁沐德”的招牌的后面，也正是罪恶之渊薮，吃人的魔窟！“傻大姐”拾着个绣春囊，邢夫人一看是“吓得连忙死紧攥住”，王夫人更是“又哭又叹”，声音发颤。为此兴师动众，抄检大观园。谁是罪魁祸首？据说是那些把爷们“勾引坏了”的丫环们。于是就断送了一批丫环的性命。第一个牺牲者是贾宝玉身边具有反抗精神的晴雯。其实这个心高气傲的丫环倒只是“担了虚名”，而那些老爷太太们，“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又有谁说过一声不是呢？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焦大，乘着酒醉骂了出来，结果是被捆起来，塞了一嘴马粪。这真是对虚伪到了极点的封建礼教的尖锐的讽刺。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过，翻开历史一查，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些封建家族，不但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广大劳动人民，即使在本阶级的内部，他们也在吞噬着他们所能吞噬的一切。一部《红楼梦》，人命惨剧层出不穷，阶级斗争剧烈地进行着。只要看一看书里写到的几十条人命是怎么死的，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吃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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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的大老爷贾放，看中了几把古扇子，就支使官府把扇子的主人石呆子弄得家破人亡。
    薛家的“呆霸王”薛蟠强抢民女，打死了人，却“没事人一般”。而知府贾雨村，明知那民女就是自己过去的恩人的女儿，为了讨好薛家，“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王熙凤一纸书信，就把一对未婚夫妻逼得一个上吊，一个投河，自己则坐享贿银三千两。而且“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单书里写明的死在她手里的人命就是五条。
    瑞珠触柱，金钏跳井，晴雯天亡，司琪撞墙，潘友安自戕，鸳鸯自缢…这是奴才们的悲惨命运；
    尤三姐的自刎和林黛玉的抱恨归天，这是叛逆者的悲剧结局。
    秦可卿、尤二姐、贾瑞、鲍二家…等等的丧生，则是主子们糜烂生活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遭受悲剧命运的人物，除了丫环奴才，并非封建社会真正受压迫的阶级和阶层。且不说广大农民，就是在贾府内，奴才就分上，中、下三等。处在最底层的是那些只能做些粗重生活、连主子们住房的门槛也没资格跨过去的下等奴才。有的还是奴才的奴才。还有那些家生奴才，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世代代只能做奴隶，主子们可以把他们象牲口一样出卖、赠送以至处死。自然，象花袭人这类“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媚主求荣的忠顺奴才，可以从主子那里分得一碗残羹。少数的管家，如总管赖大，儿子可以捐个县官，家中一样地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但是大多数的奴才，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奴婢，都不会有好的结局。至于那些中、下等的奴才，就不仅要受主子的奴役，还要受那些上等奴才的奴役。怡红院里的小丫环坠儿，偷了个镯子，晴雯等大丫环不但可以任意打骂，还可以作主把她撵出去，临走还叫回来给她们磕两个头。作者虽然很少去描写挣扎在最下层的奴隶们的血泪生活，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命运较之晴雯、鸳鸯等上等丫环要悲惨得多。
    贾府的统治者们天天在制造奴隶们的悲剧，同时也为自己的覆灭创造着条件。他们的内部关系用贾探春的话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封建社会越是发展到末期，封建阶级就越是倒行逆施。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以及整个封建阶级的日趋没落，又必将加速其内部的分崩离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变，以及贾宝玉式的叛逆者的出现，就是这种分崩离析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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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以前，贾府似乎还“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是作者一开始就点出这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第二十二回以后，这个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就日益暴露出来。小说的气氛也为之一变。那千奇百怪的矛盾，归根到底都围绕着财产和权力这根轴心转动。在荣国府中，贾赦一家与贾政一家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王熙凤仗着娘家的权势、贾母和王夫人的宠信，独揽了财政大权，因而成了众矢之的，连她的婆婆也嫉恨不已。她也明知自己是“‘骑上老虎'了”，但决不肯自动退出舞合。她和贾琏名为夫妻，实质同床异梦，各存各的体己，各怀各的鬼胎。因贾琏偷娶尤二姐而爆发的一场丑剧，表面上是争风吃醋，实际上是王熙凤唯恐尤二姐威胁她在荣国府的地位，所以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为了夺取继承权，买通马道婆要治死王熙凤和贾宝玉。贾宝玉的弟弟贾环，也不择手段陷害贾宝玉。赵姨娘的亲生女儿贾探春，因为是“庶出”，为了维护自己主子的尊严，连亲生的母亲也不认。请看，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父子、兄弟、姐妹、夫妻、姑嫂、婆熄、妯娌以及大小老婆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就这样明争暗斗，你要我的心肝，我要你的五脏。以致贾探春恨恨地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贾府的“一败涂地”，自然不是什么“自杀自灭”，而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贾府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说以彻底的覆没而告终。这一结局，不过是整个封建阶级的历史结局的前奏曲。小说第一回，作者借甄士隐之口，描绘了那些名门大族的急剧的升降变迁：“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种变迁，固然反映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一“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普遍规律；但这种再分配的过程，如此急剧地进行，却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二)
    《红楼梦》在揭露四大家族内部各种矛盾的时候，刻划了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物典型。作者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通过对立面的冲突、对比和衬托，来塑造鲜明的典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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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正统派和叛逆者的矛盾，是《红楼梦》突出地描写的主要矛盾线索。而这对矛盾，又主要是通过贾政和贾宝玉这两个典型人物的炉突来加以体现的。
    被封建卫道者看作“孽根祸胎”的贾宝玉，是寄托着作者的政治观点的理想人物。作者借女娲补天的神话，写贾宝玉是因“无才补天”而被遗弃的一块顽石的化身。说贾宝玉是顽石，意思是封建教化对他已经失灵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宗法和礼教规范，对他来说已经很不神圣了。作者又借贾雨村之口，说贾宝玉秉“天地之邪气”，不属于“应运而生”的“大仁”一类，而是属于“应劫而生”的“大恶”一类。“运生世治，劫生世危”，这种唯心主义的解说，明明在暗示读者：贾宝玉并非生于“治世”，而是生于“危世”。而所谓的正邪善恶，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正”者、“善”者，无非是指那些合乎封建阶级的政治、道德标准的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而“邪”者、“恶”者，则是指那些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或者旧世的造反者。贾宝玉这块顽石，就是生于“危世”的一个逆子贰臣。他的“痴”，他的“顽”，他的“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友之规谏”，在封建卫道者们看来，是“逆”，是“不规”，是“乖僻邪谬”；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反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作为一个关在大观园里的“富贵闲人”，贾宝玉自然有许多公子哥儿的习性，在他身上深深打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同贾珍、贾琏、薛蟠之流相比，确实别具一样性情。他没有照警幻仙子的嘱附，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的思想和言行越出了封建正统的轨道，处处表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读书应举，出仕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这是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奉行的正道。可贾宝玉却不走这条正道，反而攻击那些热中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的人是“禄蠹”，攻击时文八股“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男尊女卑，这在宗法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贾宝玉则偏要做翻案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当然，他对男人还是区别对待的。他最讨厌贾雨村这类无耻官僚，但对琪官这种被人瞧不起的“优伶”，他倒结为知交。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说“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茶毒了！”所以他姐姐元春“加封贤德妃”，全家“莫不欢天喜地”，“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这些思想和行为，明显是跟封建正统观念相对立的“异端”，自然为封建卫道者们所不容。
    这种异端思想在一部分贵族妇女中也必然要产生出来。林黛玉就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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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思想上来说，林和贾宝玉是一脉相通的。她从来不对宝玉说那些“混账话”，所以被宝玉认作唯一的知己。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础之上。这确实使《红楼梦》在爱情的描写上，比《牡丹亭》、《西厢记》前进了一大步。把林黛玉和杜丽娘、崔莺莺相比，后者虽然在婚烟问题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但她们也仅仅只是在那种一见钟情式的恋爱上，才和礼教的规范发生了冲突。一旦郎才女貌大团圆，冲突也就解决了。所以她们并不具备悲剧的性格，她们和周围的环境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不协调的地方。而林黛玉的思想和性格，要复杂得多。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同周围环境表现出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贾宝玉这个知己，很少有人喜欢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一首葬花词，虽然带有一点少女“伤春”的情怀，但更多的还是对周围环境的污秽、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前途的绝望与哀愁。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点，也根源于此。
    在封建宗法社会，地主阶级的两个叛逆者企图主宰自己的婚姻和命运，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对于宗法制的封建家族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烟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尽管是林黛玉的外祖母，但她既不肯选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外孙女作孙媳妇，也绝不容许她有那种“心病”。因为如果承认了宝黛的爱情，那就等于承认了她们的叛逆思想，这对贾府的统治者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宝、黛两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然只能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后四十回基本保持了宝黛的悲剧结局，这是续作的主要优点。
    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贾宝玉、林黛玉这类叛逆者，是有其必然性的。清王朝的严酷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禁锢，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必然要加速封建阶级内部的分化，激起其中的一部分人对社会现状、对僵死的孔孟
    ~之道，程朱理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满、怀疑以至反抗。贾宝玉、林黛玉这两
    个艺术形象，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不满、怀疑和反抗的情绪。我们在贾宝
    ·玉、林黛玉身上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的对封建正统、特别是对程朱理学以及八股科举的反叛思想；一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族，也就是对本阶级的前途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感觉。林黛玉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子，又处于无权无势、孤立无援的地位，所以身受的压力更重，愁与恨也就愈积愈多。但贾宝玉并不比林黛玉乐观。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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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宝、黛两人，一个是希望“一杯净土掩风流”，一个则希望化成飞灰，化成轻烟，或者死后被“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一方面是与周围环境的不调和的叛逆精神；一方面又具有这种阶级的没落感、绝望感：这恐怕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共同特点吧。
    贾宝玉和林黛玉之所以那样绝望，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存在着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力量的萌芽，更不能成为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这是因为产生贾宝玉这种人物的社会历史条件（那时还是一个道地的封建社会。新的经济力量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还很微弱)，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以及“大观园”这个狭窄的生活天地，决定了他们跨不出封建阶级的“铁门槛”。就贾宝玉的思想特点来说，他虽然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异议，但他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与旧的东西相对抗。新的阶级力量总是生气勃勃的，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理想和信心；但贾宝玉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社会理想，相反，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佛道的虚无色彩（佛道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一样，也是封建阶级的思想）。最后他是“悬崖撒手”，从世俗的封建家庭逃入“天国”的封建牢笼。而“天国”，其实就是地上的封建王国的翻版，并且是为巩固后者服务的。这一切都说明象贾宝玉这样的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在现实生活中既找不到出路，更不能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向封建制度发起进攻。而只能“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这才是他们的悲剧结局的真正的阶级根源。当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悲剧命运，不但能够激起后来者的同情，而且当新的阶级力量奋起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也一定要利用他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他们同新兴阶级混同起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当然更不能把贾宝玉、林黛玉这类人物当作学习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三)
    在《红楼梦》里，和贾宝玉、林黛玉相对立的、维护封建正统的典型人物，首先是贾政，其次还有薛宝钗。
    在贾府，贾母不过是家族统治的偶像，而贾政则俨然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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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守卫者和执法者，代表着封建阶级中最顽固最反动的政治势力。他念念不忘“天恩祖德”，在自己的主子—皇帝面前，是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听说一声“降旨”，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听说是女儿成了皇帝的正式的小老婆，就喜不自胜。第十八回他对贾元春说的那段酸腐可笑的话，正是对他的灵魂和品格的生动刻划。这么一条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忠实的守门犬，一旦嗅到哪里有叛逆思想，自然要狂吠咆哮。他自己摆出一副道学家的伪善面孔，可是对家族内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行为，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唯独对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十分敏感。他并不厌恶贾珍、贾琏、贾环，而偏偏对贾宝玉这个“神采飘逸”的儿子深恶痛绝。这显然是因为贾珍一流之沉溺于酒色财气，本来就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因而也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如贾母所说：“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包括贾政自己在内。而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则危及封建正统，非加以扑灭不可。“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回是卫道者与叛逆者的一场严重冲突。贾政发疯似的把贾宝玉的危险夸大到要“弑父弑君”的程度，下死劲毒打贾宝玉，甚至要用绳子勒死他，原因就在于他惊恐地发现异端思想和叛逆力量竟然在自己家族内部出现了，而且就是他的唯一的“嫡出”的儿子，他预感到这个家族的前途不妙了，在一筹莫展之下，就只好用板子来发泄他的绝望、愤恨和恐惧了。
    可笑的是这位封建卫道者对付叛逆者是那样无能，除了见了面就断喝一声“畜生”外，施展不出任何能耐来抵挡儿子的叛逆思想。作者有意把贾政和贾宝玉作对比，把宝玉写得聪明伶俐，才能出众，而贾政则腹中空空，面目可憎。其实，贾政之所以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主要不是由于他个人缺少才能，而是整个封建阶级的没落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贾政即使真是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又岂能有回天之功？贾府里不是有一位很厉害的三小姐贾探春，颇想在大观园里“兴利除宿弊”吗？可惜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她的一番作为，不过就是省下四百两银子，又焉能阻止“树倒猢狲散”这个结局的到来？
    在贾府中，还有一个穿着女装的贾政，涂着脂粉的“禄鬼”，就是薛宝钗。她同李纨都是“三从四德”的活标本。但她和李纨又不一样。李纨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薛宝钗却处处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她劝贾宝玉讲究仕途经济，应酬世务，将来好“金殿对策”，一举成名。她听到林黛玉在行酒令时顺口扯了两句《牡丹亭》《西厢记》的词儿，就一本正经的教训林黛玉：“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其实她如果没看过这些“杂书”，又怎知林黛玉说的是什么，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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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足的伪善吗？薛宝钗之被选为“宝二奶奶”，除了薛家有财有势，她本人又极善谄媚奉迎之外，更重要的是贾母等要用她来消磨贾宝玉的叛逆思想，羁縻这匹野马。“金玉良缘”与“木石联盟”的对立，正是正统与反正统、礼教与反礼教的对立。薛宝钗是深知贾、林的爱情的，也明知夺走了贾宝玉，就断送了林黛玉。可是她跟贾母等人一样地认为“木石联盟”是不能容许的，只有“金玉良缘”才是合“礼”合“法”的。对这段“良缘”，她早已心向往之，自然甘心情愿的登上了“二奶奶”的宝座。但是她虽然争得了名位身份，却征服不了贾宝玉的
    一颗叛逆的心。贾宝玉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薛），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写贾宝玉一病之后，居然“方信‘金石姻缘’有定”，把爱慕黛玉的心肠移到了宝钗身上，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在封建家族中，贾政这类卫道者和贾宝玉这类叛逆者都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贾珍、薛蟠、王熙风这类奸淫狗盗之辈。其中王熙凤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典型。这个荣国府的管家婆，是一个最能反映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的艺术典型。她一手抓权，一手敛财，贪婪成性，毒如蛇蝎。她不象贾政、王夫人那样披着“宽仁慈厚”的伪装，也“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只管利用权势，上欺下压，搜刮聚敛，为所欲为。作者让她置身于各种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之中，来着力刻划她的性格的各个侧面。“毒设相思恩局”，写她的伪善奸诈；“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杀伐决断；计赚尤二姐，写她的阴险狠毒；大闹宁国府，写她的无赖泼辣。在贾母面前，她是那样善于乞怜讨好；在赵姨娘这等人面前，她又是这样势利冷酷。作者写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她的种种阴谋权术，全用来为自己争权夺利，为别人制造流血的悲剧。她自己明白：“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但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至死也不可能“回头”。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按照曹雪芹的原意，她得到的将是一个很不光彩的结局。
    王熙凤和贾政，阶级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种阶级本质，在贾政身上，戴上了“仁人君子”的假面具，而在王熙凤身上，则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王熙凤和贾雨村倒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不过一个活跃于家族内部，一个纵横于宫场之上。从这类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剥削阶级是何等贪酷凶残，可以认识到官僚、地主、高利贷是怎样结成一体，实行对被压迫阶级的残酷的专政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这些人物作为反面教员，比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作者的理想人物，恐怕更有教育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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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封建阶级的文艺家中间，曹雪芹的确是一个佼佼者。他支持本阶级的叛逆者，同情被奴役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撕下了封建卫道者们的伪善的假面具，揭露了那些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官僚、地主、皇商和高利贷者，暴露了宗法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批判的锋芒，触及到封建社会的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使他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们。
    曹雪芹生活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最后崩溃的转折时期，又出身于一个由盛而衰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亲身体验了统治集团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和家庭的激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鄱过筋斗来的”人。在他写《红楼梦》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住在北京郊区，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生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底层，接触农民和一般的穷苦人民，看到在贵族生活圈子里所看不到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红楼梦》中有好几处地方写到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天灾人祸带给他们的深重的灾难。小说第十“五回还描写贾宝玉到农家茅舍，不识农家用具为何物，并由此想到古人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宝玉，固然是公子哥儿的一时感慨；在作者，上述那些描写显然是有亲身感受的。
    曹雪芹又是一个有反封建正统思想的知识分子。虽然，到目前为止，除了《红楼梦》以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他究竞受那些社会思潮和学派的影响。但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一部《红楼梦》就是他的世界观的结晶。这部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反儒学的倾向，对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他的朋友屡次把他比作魏晋时的阮籍，说他“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
    需
    立本羞”，这都说明他不愿与那些当道的豪门权贵同流合污。《红楼梦》第一回所说的：“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这是他的真心话。正因为有这些主客观的条件，才使曹雪芹能够比一般养尊处优的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和文艺家，更清醒、更深切地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看到统治集团、宫僚机构的腐败黑暗，从所谓“盛世”的表面的升平气象中，感到“未世”的来临。曹雪芹无愧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的“热烈的抗议者、愤激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在无情地鞭挞那些黑暗和污秽的同时，还热烈歌颂他所理想的事物，并且把这两者加以对照。这是《红楼梦》高出于《金瓶梅》这类单纯暴露黑暗的小说的地方。当然，曹雪芹并不懂得封建阶级之所以必然没落的真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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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真正的出路，以致只能用因果轮回的宿命观点来加以解释，甚至还不时流露出对旧日的繁荣的眷恋之情，所谓“看来字字皆是血”，他是流着眼泪为本阶级唱挽歌的。但是他确实感到处于“末世”的封建阶级不可能有更好的历史结局，因而能够以无可辩驳的艺术力量写出这
    一点，从而打破了对封建社会的现实关系的传统的幻想，“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这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续作者高鹗，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硬要给贾家以一个“家道中兴”、“兰桂齐芳”的结局，贾宝玉出家了，不但被封为“文妙真人”，而且居然披着个大红猩猩毡来向贾政拜别，这种腐朽的正统观念和拙劣之笔，和曹雪芹的原意刚好是南辕北辙。
    当然，曹雪芹毕竟还是封建阶级的文艺家，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可能超脱时代和阶级所给予他的限制。有两种批判：一种是剥削阶级的一些思想家、文艺家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种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和旧世界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不能混为
    一谈。前一种批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批判；一种则是某一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文艺家对本阶级的批判。《红楼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曹雪芹花毕身的精力写这部《红楼梦》，自然不是为了“消愁玻闷”。他在本书第一回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实，这个“味”并不难解。他“按迹循踪”，写出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是希望濒临危土的本阶级惊醒过来，补苴罅漏，实行改良。他的思想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补天”。即补封建制度之“天”。他的批判的目的正在于此。小说一开头就讲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他不但写贾宝玉是石头，而且喜爱画石，以石头自喻，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他的“傲骨”，一方面也寄寓着他的“补天”的理想。
    曹雪芹的“补天”思想，表明他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封建阶级的改良派，而不是新兴的阶级力量的思想先驱。他的世界观，虽然对儒学持批判的态度，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越释、道、儒三家的范围。我们从《红楼梦》中，固然可以看到他的叛逆思想，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集中代表着封建制度的皇帝和君权，并不否定。也不否定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的土地制度。他写乌进孝交租，是为了说明贾府的费用浩繁，入不敷出，而并不是否定封建剥削。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的那个“常远保全”之策，就是“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足见他是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看作是封建家族的命根子的。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贫困，但对于农民起义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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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虽然同情晴雯等丫环的悲惨遭遇，但他也没有否定奴婢制度。他所主张的只是“宽柔待下”而已。他从这一观点去批判贾放、王夫人、王熙凤一流人物，却不懂得地主阶级的“宽柔”，本身就是一把软刀子。
    以上这些方面，都说明曹雪芹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并没有能突破其阶级的局限。他虽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理解这些罪恶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他甚至还希望出现一个“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封建主义的理想王国，出现“大贤大公、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但这种“理想王国”和“善政”终究只是“太虚幻境”，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一诗句寄托着他“补天”不成的悲愤。他眼睁睁看着封建阶级的“末世”的来临，既不能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又找不到任何能挽救阶级危亡的出路，于是一方面发为叛逆之音，一方面又堕入佛道的“渺渺”“茫茫”的虚无主义的色空观念之中。
    曹雪芹用他的有力的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为我们留下了一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红楼梦》这样的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古典作品，无产阶级从来是给予充分的历史评价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称得上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十八世纪中叶，产生这样的作品，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要早一个多世纪，比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歌德的《浮士德》也早半个世纪以上。它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比同时期的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还要有力得多。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的。无产阶级不但要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研究历史的阶级斗争，“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而研究历史，也正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所以对《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批判分析，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总结历史的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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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涛骇浪见英雄
    谈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对矛盾冲突的艺术处理
    方
    耘
    在全国亿万军民欢庆十大胜利召开的时刻，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演出本发表了，这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的成果。《杜鹃山》以雄浑磅礴的气势和惊心动魄的情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壮丽画卷，生动地阐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人民革命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一光辉真理。
    《杜鹃山》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秋收起义为背景，党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光辉史迹。《杜鹃山》没有正面去描写“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也没有满足于历史材料中某一真人真事的复述，而是从“秋收起义”这一历史时期丰富生动的斗争生活素材中，进行选择、概括和提炼，通过一场特殊的矛盾斗争来表现人民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作品从建立一支农民武装这一重要侧面来反映毛主席所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的道路。在人民军队问题上，又抓住党和枪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选取和提炼了党改造自发部队的典型戏剧冲突，具体描绘了共产党员柯湘遵照党的指示来到雷刚带领的经过三起三落失败挫折的农民自卫军，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自发部队的过程，生动地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自卫军如何逐步明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步理解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成长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塑造了参加过伟大的“秋收起义”，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主义战士柯湘的英雄形象，体现了创建人民军队中最核心的问题一“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深刻揭示了“秋收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热情歌颂了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伟大胜利。
    《杜鹃山》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不但敢于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且善于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通过典型的戏刷情节，多方面组织矛盾冲突。剧中组织了三条主要的矛盾线索：一条是柯湘与毒蛇胆的矛盾线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之间的矛盾。一条是柯湘与温其久的矛盾线索。温其久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内奸，柯湘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断地与之斗争，最后彻底揭露了他的丑恶面目。一条是柯湘与雷刚的矛盾线索，这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三条矛盾线索，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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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根据作品的主题，柯湘同雷刚的矛盾是全剧的主线。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其思想根源之一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雷刚代表的就是这种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柯湘努力贯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以无产阶级思想对农民自卫军进行改造，雷刚就是主要对立面。
    雷刚怀着对地主豪绅的深仇大恨，“扯旗造反”，但是他认为造反就是为了复仇。他“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却并不懂得党的性质、纲领，路线和政策，不懂得革命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自卫军之所以三起三落，也正是由于路线不正确。雷刚的狭隘的复仇思想和错误的做法，同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党的路线和政策必然要发生冲突。剧中对柯湘和雷刚的斗争安排了三个重要的回合：第一回合，围绕田大江的问题，柯湘着重以毛主席的分清敌我友的政策思想教育雷刚，使雷刚初步认识到“党与我天然一体”的想法是不对的，他的“王法”与党的“王法”并不相同，第二回合，围绕下山救应杜妈妈的问题，柯湘以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雷刚，识别敌人“金钩钓鱼之计”，坚决执行上级撤离转移的指示，第
    三回合，雷刚发现自己冒险下山铸成大错，又目击温其久的无耻叛变，得悉田大江的壮烈牺性，在悲愤沉痛之际，对“为什么我雷刚一错再错，屡遭挫伤”找不出答案。这时柯湘从思想政治路线的高度指出了他犯错误的根源，最后促使雷刚思想得到了飞跃。剧本正是通过这几方面戏剧冲突的组织和展开，深刻地表现了党改造农民自发部队中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歌颂了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伟大正确，使坚决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党员干部柯湘的英雄形象显得丰满而又深刻。
    《杜鹃山》描写的虽然是一九二八年的一场特殊的斗争，但它并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从今天的现实斗争出发，站在今天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高度来反映二十年代的革命斗争，以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去照亮革命的历史题材。然而这种反映并不是用今天才有的矛盾斗争去代替历史，而是以-一定历史时代的矛盾斗争的特定内容、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形态，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表现出来的。《杜鹃山》不仅在整个作品的矛盾冲突的选择提炼上，注意以矛盾斗争的特殊形式表现矛盾斗争的普遍规律；而且注意以生动丰富的情节构成典型的戏剧冲突场面，从而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意义。如第三场《情深如海》，照自卫军的老规定，抓来的团丁要砍头，商人的货物要充公，获得的浮财归弟兄，而党的政策却是，对俘虏要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浮财要归公。如何描写共产党的“新章程”与自卫军的老规定的矛盾斗争呢？作者并不是简单地让柯湘与雷刚纯理论地进行辩论，而是从生活中提炼丰富生动的戏剧冲突来加以表现。关于俘虏、商人的处理问题，雷刚声色俱厉地责问：“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接着雷刚又命令责打被当作土豪抓来的雇工田大江，柯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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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然从邱长庚手中夺过扁担，严厉批评这种做法“真不象话”。于是雷刚横刀怒问柯湘：“你这个共产党，是真还是假？”众战士也举刀挺枪对着柯湘，戏剧冲突的弦一下子就鲡紧了。这时，柯湘却从容镇定，沉着而深情地对大家说：“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说着，自己先带头举了手。李石坚与众战士也相继举手，最后雷刚也不能不把手举起来。这
    一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的戏剧动作，使舞台情势陡转。随后柯湘再耐心细致地亲切教育战士们，并以毛主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进一步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这一节戏刷冲突写得很生动，有曲折，有起伏，情节引人入胜，寓意十分深刻。特别是毛主席语录的运用恰到好处，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多方面组织戏剧冲突的时候，《杜鹃山》始终让柯湘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在一定历史时代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完整地、深刻地体现英雄人物世界观、思想、作风、性格、气质等方面的阶级素质和高度政治觉悟，展现出英雄内心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
    柯湘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作马牛”。父兄被枪杀，母亲弟妹被烧死。“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我心头”。她对阶级敌人恨得切，对阶级弟兄爱得深。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贯彻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原则如中流砥柱，做思想工作热情细致。她既是一个领导者的形象，驾驭战争风云，指挥若定，克敌制胜；她又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与群众打成一片，勤劳朴实，平易近人。这几个侧面中，主要侧面是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杜鹃山》为了多侧面地展现柯湘的思想性格，自始至终使她成为各条矛盾线索汇集的焦点。
    柯湘第一次出场就处在尖锐的戏剧冲突当中。《长夜待晓》以自卫军三起三落有力地反衬了寻找引路人的重要。柯湘根据党的指示寻找雷刚，不幸被捕，毒蛇胆要将她游乡示众，开刀问斩；而雷刚他们准备劫法场。一方要杀，一方要抢，柯湘人未出场就成为观众关注瞩目的中心，一出场就卷进了矛盾冲突的旋涡。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在团丁的嚎叫声中，柯湘内唱西皮娃娃调导板“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先声夺人。接着祠堂大门缓缓打开，六团丁刺刀上枪，“二龙出水”，涌向门口。这时，柯湘带着铁镣昂首阔步走上舞台。她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巍然屹立在刀斧丛中，-一出场就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破浪前进的无产者的形象。柯湘的一段西皮唱腔并没有采取净场的处理，而是在与团丁的周旋中进行的。她面对群魔，且歌且舞，表现出“且把刑场变战场，畅谈革命斥贼党”的勃勃英姿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砥柱中流》是全剧的高潮。雷刚复仇心切，加上内奸的挑拨，不听劝阻，莽撞下山。温其久又乘机妄想把部队引进敌人的罗网。这一场，温其久左窜右跳，众战士军心浮动。作者为了表现柯湘作为中流砥柱的坚定无畏的革命品格，把柯湘置于矛盾中心，组织了四个浪头：温始是借口“队长入险境，情况更严重”，鼓动战土火速下山：继而抛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用“兄弟之谊”、“骨肉之亲”蛊惑人心；再是怂恿杜小山解救奶奶，以动摇军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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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把矛头公开指向柯湘，以外乡人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真是一浪未平，一浪父起。柯湘顶逆风，战巨浪，一往无前，力挽狂澜。当“众如潮水涌向隘口”时，毅然拦住人群。对杜小山深切诚挚地告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义正辞严责问温其久：“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对敌人诡计“难道你真的看不清？！”一下子打中敌人的要害，压住了敌人的气焰。对广大战士则是循循善诱：“紧要关头，莫让沙泥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杜鹃山》正是在尖锐复杂的戏刷冲突中，在胜败存亡的严重局面下，生动地显现出柯湘的勇敢坚定、沉着果断。在戏剧冲突的高潮中安排的核心唱段动人心弦。“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尽情抒发了柯湘“依靠党，依靠群众，坚无不摧，战无不胜，定能够力挽狂澜挫匪军，壮志凌云”的革命品质，深刻地揭示了英雄勇敢、智慧、力量的源泉。柯湘正是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才成为惊涛孩浪中摧不垮，冲不倒的中流砥柱！
    《杜鹃山》在组织和处理戏刷冲突时，处处注意以其他人物烘托柯湘这一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即使在柯湘不出场的第一、第六场中，也通过具体的戏剧冲突来烘托柯湘的形象。第一场雷刚与杜妈妈的一段戏、李石坚与雷刚的一段戏，都为柯湘的出场作了铺垫：第六场《风雨铁窗》，笔写杜妈妈与雷刚相见，意在塑造柯湘的形象。杜妈妈责备雷刚不听党代表命令，雷刚说：“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她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哪！”这时杜妈妈激动地讲述了柯湘的爱人赵辛被毒蛇胆杀害的情景，使雷刚豁然顿悟：“却原来党代表强咽深仇，任劳任怨，肩挑重担，品格崇高。”
    《杜鹃山》在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组织矛盾冲突时，注意正确处理矛盾激化与矛盾转化的关系，从而构成动人心魄的戏剧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戏剧悬念，深刻展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
    首先，《杜鹃山》通过矛盾的激化和转化来揭示矛盾发展的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的矛盾发展过程总要经过曲折和斗争，并有其矛盾发展的阶段性。戏剧冲突是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集中表观，它也应该符合生活发展的规律。柯湘与温其久的戏剧矛盾冲突，就有一个发展过程。温其久的叛徒内奸面目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暴露的过程，柯湘对他就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斗争也就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柯湘引起警惕，密切注意温的动向。李石坚点出温的出身和投靠革命的经过，郑老万反映温散布牢骚怪话的动态，柯就十分警惕地指出：“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蝼蛄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第二阶段是柯与温正面交锋。温其久暗中与毒蛇胆勾结，在队里兴风作浪，上窜下跳，柯湘冷静地观察、分析，判断，并对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柯湘根据温的表现，初步判断出是内部的隐患，但尚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与温的斗争，采取了短兵相接而又不打草惊蛇的策略。她将计就计，让温进一步表演和暴露。第三阶段是彻底揭露温的叛徒面目，对全体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条敌我矛盾的线索经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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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合，层层推向激化，而当敌人阴谋彻底破产，其反动面目被彻底揭露时，矛盾就转化了。这里，剧本通过矛盾的激化和转化，既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重要规律，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这一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
    《杜鹃山》不仅把整个戏安排得环环相扣，跌宕多姿，使整个剧情的有层次的发展符合生活逻辑，令人信服。同时，在结构上又注意让戏有张有弛，疏密相济，而不是每一场、每
    一处都把弦绷得很紧。例如第四场《青竹吐翠》，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新篁乍绿，山茶滴翠，乡亲送粮，战土练兵，一派蓬勃向上的气象。一方面表现了党代表来后部队精神面貌的变化，另一方面点出毒蛇胆的准备进犯和温其久的投敌，为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设下伏笔。这一场次的安排，进一步写出了激化的基础，转化的条件，是正确处理矛盾的激化和转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同时，这一场还穿插了柯湘给雷刚及战士送草鞋，雷刚学文化及田大江为雷刚采药等情节，增强了部队的战斗生活气息，半富了人物性格描写的侧面，既使各场戏在气氛色彩上有强烈对比，又有着承上启下缜密针线的作用。
    矛盾冲突的激化和转化，不仅要符合生活规律，符合规定情景，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还要有利于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要充分体现主要英雄人物的作用，就不但要写好矛盾的激化，而且要写好矛盾的转化。第三场《情深如海》，就戏剧冲突本身来看，到雷刚缓缓举手的时候，已经基本解决，戏在这里落幕也未尝不可。但戏并未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加以生发，接着写柯湘为田大江解绑，写柯湘对雷刚的深情启发：“可曾见他衣衫破处留血印，怎忍心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这情真意切的一番话促使雷刚幡然醒悟，悔恨交加，激动地表示：“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接着柯湘又启发田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并亲自赠银送衣，使田大江感动得热泪盈眶，坚决要求参军。最后群情振奋，开仓分粮，全场欢腾，决心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整训上井冈。剧本正确地处理了矛盾激化与矛盾转化的辩证关系，激化为转化作了充分的铺垫，转化就很有力；由于充分描写了转化，激化就显得很必要，并有利于英雄形象的塑造。总之，《杜鹃山》由于有层次地展开戏剧冲突，正确处理矛盾激化与转化的关系，就鲜明地体现了主要英雄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使柯湘这一英雄人物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杜鹃山》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了高大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为无产阶级文艺的英雄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这是值得我们上海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的。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大胆实践，勇于创造，去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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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新人在成长
    读短篇小说《金钟长鸣》
    任
    犊
    立夏同志的短篇小说《金钟长鸣》（载《上海文艺丛刊》第二辑），通过某地一个小车站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夺权后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乔巧姑这样一个无私无畏的新千部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小说中的事件，是围绕着接、发2034次列车展开的。这不是一趟普通的列车，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铁路上第一次修改的运行图实行第一天的最后一趟列车。如果这趟列车正点到，正点开出，新图实行的第一天就达到了满堂红。这可是件直接关系到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能否掌好权、用好权的大事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各种人物都从各自不同的动机出发注视着这趟列车。
    小说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望湖亭车站革委会的正副主任一乔巧姑和丁宝康，对待这趟列车的不同的态度。丁宝康这位老干部，原是望湖亭车站的站长，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恢复了革命的青春，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当他昕到阴沟洞里刮出了“新干部掌权不会牢”、“运行图一改就见分晓”这股阴风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新运行图第一天就创个满堂红呵！因此，当红星人民公社为了抢运稻种，要求临时紧急挂运2034次列车的时候，他生怕列车误点，“有人要拿它来攻击我们的巧站同志，攻击新干部，攻击文化大革命”，因而不同意挂运。可是，巧姑在处理这桩事情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她果断地提出应该挂运稻种。巧站对这趟列车的关心难道不如丁宝康吗？不，她为了实行新运行图做了多少工作啊！她一直把思想工作做到了家属宿舍，甚至还编了“火车火车鸣鸣叫”的儿歌，到附近学校去教孩子们唱，使孩子们上学放学排队走，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那么，她为什么不怕担列车误点的风险而同意挂运稻种呢？巧站说得好：“今天是我们实行新图的第一天，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一切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从工农业生产的大局出发”。
    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在各项工作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决不能顾了业务丢了政治，顾了小局丢了大局。新运行图的实质，不仅在于比老图多跑几趟列车，而是为了适应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因此，正如巧姑所说的：“安全正点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巧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宁可让自己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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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稻种多耽误一分钟。但是，在丁宝康的眼晴里却只看到新运行图，看不到新运行图所体现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他只想到正点，却想不到正点应该“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乔巧姑与丁宝康，相差的就是那么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了这一点精神，乔巧姑就能正确处理紧急挂运稻种和保证2034次列车不误点的关系，在保证挂运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想办法出主意，采取必要的措施，不让列车误点。
    丁宝康呢，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他拒绝装稻种，本心是为了通过支持新运行图来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新干部。但是，丁宝康不懂得支持新干部并不只是支持他们个人，而是支持他们所代表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求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没有一条正确路线，好心照样会做坏事。我们不能说丁宝康对铁路工作不热爱。他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扳道伏”，解放后才成了车站的领导干部。十几年来，他把车站当成家，勤勤恳恳地接发了千千万万趟列车。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初的货运员巧姑和革命群众贴了他的大字报，“为啥开口闭口望湖亭车站怎么怎么样，从来不讲全市、全国怎么怎么样？为啥抓起生产指标来生龙活虎，提到阶级斗争一笔带过？为啥搞各种名目的物质刺激来得有劲，毛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偏偏不执行？”这些大字报集中起来有个大标题：“请问丁宝康：你要把我们的列车引到什么路线上去？”由此可见，即使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无产阶级政治这个大事，最后势必会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围绕着2034次列车的这场斗争中，站在巧姑对立面的另一个人物是郑老师。郑老师是同巧姑一起革命造反的战友，现在是巧姑的上级一铁路局调度所临时负责人。当巧姑刚处理好稻种事件，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巧姑，要求巧姑“为了显一显新干部的威风，立即把老当权派撤下来”。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它来自于自己的战友和上级。巧姑是怎样对待这种突兀出现的新情况的呢？作品中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描写：
    巧姑一直热情、诚恳地听着对方的话，这时她不解地问道：“郑老师，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怎么是‘你们’呢？难道你忘记我们都是革命造反派吗？现在你已经是车站的革委会主任了，难道不应当干点名堂出来吗？
    巧姑开朗地笑了起来：“郑老师，你也来触我霉头了。什么‘主任’，什么‘名堂'，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好一个“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没有想到过”这是对的。巧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贴丁宝康的大字报，是因为丁宝康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巧姑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后，积极团结丁宝康一道工作，是因为丁宝康有了转变，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没有私心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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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的姑娘在对待丁宝康的态度上，完全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根本没有想到什么自己的“身份”是车站的革委会主任，就要干点名堂出来，显显新干部的威风。难道一个新干部，一个革命造反派战士，是这样的吗？不。巧姑说得好：“什么‘身份'呢？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呗！不过，我没有忘记自已是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应当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多么好的一个新干部呵！其实真正忘记自己“身份”的，不是巧姑，而是郑老师。他口口声声讲不要忘记自已是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他已把革命造反派的“革命”两字忘记了，他事事处处要显一显新干部的威风，实际上他把新干部之所以成为新的那种新思想，新作风丢掉了。巧姑没有想到的，是郑老师想到的；郑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巧姑想到的。千部总会有新老之分。新干部有朝气，有闯劲；老干部经验丰富。新老干部之间必须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个道理，郑老师恰恰“没有想到过”。
    巧姑的“没有想到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郑老师会说这样的话她没有想到过。的确，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担任领导工作才儿天的新干部，怎么会想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新干部之间还有两种思想的斗争呢？因此，当巧姑一边接郑老师的电话，一边就感到“斗争很复杂哩！不能激动”，要“冷静地想一想”。是呵每个干部都要象巧姑一样，冷静地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建立了新型的权力机构一革命委员会，但在这新形势下，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也仍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巧姑和郑老师的矛盾冲突，就是这种斗争在新形势下表现的新形式。巧姑是为阶级掌权而不是为个人或小集团掌权的。因此，她坚决不同意把丁宝康撤下来。她向郑老师指出：“第一，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第二，现在撤下来，就等于要2034次晚点。”多么锐利的目光！多么坚定的回答！当郑老师不顾调动人要局革委会讨论决定的组织原则，擅自下达撤掉丁宝康的“调度命令”的时候，巧姑凛然不屈地说：“我不能执行你的这个错误的调令。当然，你可以把我作为违反调令论处。下个月月初开汇报会，我就到铁路局来接受处分。”读到这里，我们能不为这种大无畏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而感到鼓舞吗？能不为我们党有巧姑这样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感到自豪吗？！如果说，巧姑在接电话时，还没想到过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表现的新形式，那么，巧姑通过这场斗争，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就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了。
    郑老师并不是一个坏干部。他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他身上有许多宝贵的优点。但是，郑老师虽然掌了权，却还没有达到为整个阶级掌权的觉悟。几千年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私有观念，在他的脑子里还不愿意轻易地退走。他不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广大劳动人民给的，职位越高，责任越重，越需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决不是当了官就可以忘乎所以、随心所欲的了。如果脑子里想到的只是为新于部显一显威风，实际上这是为一派私利掌权。因此，巧姑和郑老师的斗争，实际上是革命队伍内部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它们分别反映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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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读者读着上面那些激烈的斗争场面时，大概已经隐隐地感到：还有一个主要矛盾时时、处处影响和支配着巧姑同丁宝康、郑老师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方式。这是一个什么矛盾呢？这就是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矛盾，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集中表现。当巧姑拒绝郑老师的调令时，受铁路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暗地指使的铁路局驻望湖亭车站调查组的负责人范某，突然跳了出来。他气势汹汹地用铁路规程来威胁巧姑，说什么不执行调令就是犯法。同是这个人，几天来却一直在那里声称要显一显新干部的威风，这究竞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奥妙，正如巧姑所敏锐地觉察到的，这是“反面文章正面做”，是一种两面派活动。郑老师那种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山头主义的做法，使范某有机可趁，得以兴风作浪，造谣惑众。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干部如不加强自身革命化，就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火中取栗的工具。巧姑正确地区别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郑老师和范某做到了分别对待，对前者热情帮助，通过思想和路线斗争达到团结：对后者则针锋相对，揭露其反动面目，以达到教育自己队伍的目的。
    作品中的巧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干部中的一个典型。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新千部的音容笑貌，看到了整整一代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的新人。这一代新人的成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巧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还只是个天真，稚气的小姑娘，刚来车站还哭过鼻子哩！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仅仅过了三年多，锻炼成为一个优秀的党的基层干部，坚定、沉着、热情、细致，工作虎虎有生气。实践出才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在思想上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阿！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场大的政治运动，都锻炼和造就出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的不断涌现，反映了我国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过程。伟大的斗争实践，是产生英雄人物的土壤。在我们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在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新的英雄人物也必将一代胜过一代。今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巧姑这样一批本来不出名的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使她们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知识，在政治上迅速地变得成熟和聪明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长期而又艰巨，需要我们经过五代到十代的严重斗争。只有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断地从革命前辈的手中接过革命事业的接力棒，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一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直须斩万竿。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时代的号手，应当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这一代新人，歌颂这一代新人。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歌颂新人还是反对新人，这是个立场问题，也是个究竟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一代新人在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歌颂新人的新的作品同样地也将面临这场斗争的严峻考验。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金钟长鸣》在这方面做了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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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读《特别观众》想到的
    常
    峰
    读了短篇小说《特别观众》（载《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感受很深。一位初学写作的工人，第一篇作品便达到一定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着实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工人业余作者的茁壮成长，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灌注了多么强大的生命力，说明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更加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一点也正是《特别观众》所着力表现的主题。
    《特别观众》特别感人的地方，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季长春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为战斗而生存的，活着就要为共产主义英勇战斗。“无论革命的浪涛把他推到哪里，他都知道怎样寻找自己的哨位，怎样寻找进攻的目标。”一句话，季长春是一个具有高度的工人阶级革命自觉性的人。
    但是，这些难道就是《特别观众》特别的地方吗？不。如果作者只是停留在这样一般地介绍或描绘上面，那么季长春的形象便丝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革命的自觉性，这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一般属性；在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革命自觉性又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艺术概括的历史深度，不能满足于写出革命工人阶级的
    一般属性，重要的是要通过丰富而深刻的艺术形象揭示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色。例如，五十年代时，曾有一些短篇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工人群众怀着强烈的翻身感，遵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参加三大改造运动的情况，就应该说是表现了当时的工人阶级革命自觉性的。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又有一些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坚决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风貌。自然也是反映了工人阶级革命自觉性的。季长春这个形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再是按照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标准，而是“按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要求自己”的。他的革命自觉性和进攻精神，都带着“七十年代”的深刻印记。瞧，有多新鲜，一个普通的无线电工人，竟在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发现了“敌情”，找到了“进攻的目标”！
    季长春主动我来的这项“特别任务”一一制造高传真调音控制桌，以保证革命样板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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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演出不失真，一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它鲜明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工人阶级产生的深刻影响。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但自觉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而且自觉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包括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特别任务”，典型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内容。
    这对我们是一个启发：英雄人物为自已寻找的“进攻的目标”，应该就是历史本身提出的要求。既不能超越历史，譬如我们不能让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去完成批修整风的任务：也不能落后于历史，让战斗在七十年代的英雄人物去寻找已经过时的“进攻的目标”。这就要求作者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懂得党的路线，了解党在各个革命时期规定的不同的革命任务。要求作者真正扎根于工农兵群众的伟大斗争实践，以便去及时发现他们中间每时每刻都在大量酒现的新生事物，从中进行选择、加工和典型化的工作。
    当然，季长春这个形象所以具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交给自己的“特别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是如何去完成这一任务的。
    为这项“特别任务”，季长春签订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技术合同，一瑯头一颗钉地规定“以需方满意为准”。这一一纸合同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表现了工人阶级同传统观念决裂的彻底革命精神。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同。资本主义企业历来都是以多多盈利、快快发财为经营标准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方针，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些同时也成为处理企亚与用户关系的指导原则。但是，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却是要经过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习惯势力，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都构成贯彻这一原则的重重阻力。因此，社会主义所有制虽然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却仍然需要不断地在斗争中巩固和完善。季长春就是一个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斗争的自觉战士。在这里，作者通过一般经济关系看到了政治关系，通过日常业务性、技术性的活动，抓住了其中带方向性的问题，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联系了起来。作者将季长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进攻精神安置在牢靠的基础上：一方面，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是回避试制中的困难，而是科学地分析这些困难；另一方面，他坚定地相信并依靠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在斗争中团结、教育了世界观未经很好改造的科技人员。
    机器造好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需方”也已经满意了，可是，季长春却仍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经过反复检查，又听到了一丝“轻微得象晴朗的天空中飘过一缕云丝”那样的噪声。这么一点噪音，“要减小它却得化牛力气”。况且谁又会象季长春那样把耳朵凑到喇叭箱上去听？可是老季却想得很深：“在演出中的静场呢？就要直接破坏效果了。”是何等严格的要求啊！这句话凝聚着工人阶级对革命样板戏的火热的阶级感情和对文艺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可是，特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故事至此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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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峰突起，通过主演杨子荣的演员林缨回叙起当年季长春海上战斗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英雄人物的更高的思想境界。如果以为季长春这个无线电工人，仅仅知道从普频技术方面去爱护样板戏，关心文艺革命，那就低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了。保证样板戏演出的音响效果不失真，不正是为了保证演员演英雄人物不失真吗？但这里首先有一个演员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问题。作者在这里，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启示我们：以季长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正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演好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艺术的真正源泉。“同志，你是一个演员，当你演出时，只想着这是演戏，你能演得好英雄人物吗？”季长春简直是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表演艺术的原则。工农兵自觉地教育和帮助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主动地向工农兵学习。工农兵以历史主人的姿态自觉地关心上层建筑，关心文艺革命，关心文艺工作者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改造，而文艺工作者主动地拜工农兵为师，向工农兵学习。这样一种革命的新型关系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之一。《特别观众》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它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写出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风貌。
    恩格斯指出：“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如果说“做什么”这一点规定着英雄人物的革命方向，那么，“怎样做”，也决不能仅仅理解成人物的个性的问题。实际上，一定的个性，总是一定的阶级品质的具体表现。“怎样做”的问题，也就是英雄人物按照什么样的路线和方式方法去完成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不但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必然反映着英雄人物的阶级品质。季长春为完成那项“特别任务”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固然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鲜明性格，但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他高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文艺提出的一个要求是，“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从目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总形势着眼，认真研究这一斗争在各种人物身上每一新的反映，使得作品的主题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发展活生生地自然地表现出来。要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努力揭示新的历史任务、新的阶级关系、新的革命斗争目标对人
    量
    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注意将这种变化放到急刷发展的社会主义草命的潮流中去表现，通过这种变化表现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使
    垫
    我们的英雄人物能够概括更为广阔的历史内容。季长春这个形象尽管还不够丰满，有些地方也还显得生硬一些，却是基本符合上述要求的。通过季长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新表现，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专政)日益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客观趋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对我们塑造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所有的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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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贵的努力
    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
    简茂森娄博生胡格非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经过再次修改，和读者见面了。
    这次修订，变动很大。我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全书改动达两百多处，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刘先生以批判的态度，认真检查了旧本（指一九六二年修改本，下同）的缺点和错误，并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历来对文学史的研究，无论在论述文学思潮和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方面，还是在具体评价作家作品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旧本在某些具体问题的阐发上，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诸如人性论、天才史观、让步政策等错误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新本努力纠正这一根本性的缺点，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
    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学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科学地揭示出某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新本中，作者正是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来说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的，如在分析春秋战国散文发达的原因时，指出：“在那个大变革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们丰富的思想意识，要求文学更好地为阶级斗争服务”。而诗歌显然担负不起这个繁重的任务，就是《盘庚》、《周诰》这类佶屈聱牙的散文，也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因而必须向着新的形式发展。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散文发展的过程，是当时社会生产与阶级斗争发展过程的反映。”对魏晋时期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新本分析说：“在汉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农民起义给予封建统治和儒学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因其所大力推崇的儒学，在这
    一斗争中显得无能为力，迫切感到必须改用其他思想武器”。这样，统治者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这一麻醉人民的工具，而一些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遭受失败、政治上不得意的封建士大夫，也企图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寄托，或者表示某些消极的反抗。于是，玄学盛极一时。这样的分析，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具体地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剥削阶级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怎样利用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来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利益服务，是比较确切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文学史上一种新形式的产生，虽然有着历史的继承性，但它的根源必须到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新本对于五言诗的起源问题，根据大量材料，批判了历史上种种不科学的说法，指出“五言诗起源于民间，是在长期酝酿中逐步形成的，并非某一人的创造”，坚持了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是人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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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对古代某些文艺批评者颠倒源流关系，“以流为源”的错误观点，也能进行分析批判。在《诗品》中，钟蝶将《国风》、《小雅》，《楚辞》看作五言诗的三大来源，并说某人源于《国风》，某人源于《小雅》…而后人又以他们为源。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否认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在文学史领域内的一种表现。在新本中，作者对此严加批判，强调这种理论“是要把源归结于儒家的经典”，使文学创作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就不仅指出了其理论上的错误，而且揭穿了它的政治上的目的。
    对我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还是盲目崇拜、全盘继承：是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引导人们向前看，还是赞扬封建毒素，引导人们向后看。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不破不立”，没有批判，也就谈不上继承。所以，对于古代作家作品，我们决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颂扬，而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考察，弄清古代作家在当时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待人民的态度，这样才能把历史上多少有些进步意义的作品和反动腐朽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这个问题上，新本的改进非常显著。例如，对孔、孟、老，庄等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旧本一律加以肯定和歌颂，甚至说孔子的思想“具有适应奴隶解放的进步意义”，他“要建立封建阶级的新秩序来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度”。新本则根据“春秋末年，奴隶制日益衰颓，地主阶级正在兴起”，“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时代特点，结合孔、孟等的言行进行分析与批判，完全政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指出“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的封建制度，竭力维护奴隶主统治者的利益”，他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就是鲁迅先生所概括的“吃人”二字，他是我国最早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天才史观的人。这样恢复了孔子的历史真面目。
    对于孟子的所谓“仁政”，新本通过现象看本质，揭穿了这一政治主张的阶级实质。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他的“正经界”，“就是要把那些被新兴地主破坏了的井田经界恢复过来，回到奴隶社会”。他恶毒地咒骂当时那些“善战者”、“连诸侯者”、“辟草莱任土地者”，似乎是“同情人民”，其实，他攻击的矛头正是指向商鞅、吴起等主张变法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抓住了这个斗争的实质，“同情人民”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新本强调指出，孟子从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有时是很锋利的，“但如果把这些话看作是孟子对劳动人民的同情，那就要受骗了。”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视为永恒真理的孟子，是绝对不会和劳动人民有什么共同感情的。这些很有见地的分析论述，对于启发读者认清复杂的历史现象，会有一定帮助。在评价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家的作品时，同样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能不加分析，一味赞扬。新本对屈原、陶渊明等著名诗人的评价所以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就是因为坚持了这样的态度和方法，而不是象旧本那样盲目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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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向聚讼纷纭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曾就陶渊明研究问题，发表过极为精辟的意见：“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并且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旧本对陶渊明的评价，正犯了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毛病，抓住一点任意夸大，盲目歌颂。陶渊明分明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而且是剥削阶级的一员，旧本却抽掉了他的阶级属性，把他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味”的人物，说什么“他为人真实。想作官就去找官做，并不以作官为荣；不爱作官，就辞职归田，并不以退隐为高：穷了就去乞食，也不以乞食为耻”。按照这样的观点分析作家作品，其结果必然是对封建毒素的赞扬。新本根据鲁迅先生的意见，努力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全面地剖析陶渊明及其作品，作出了比较恰当的评价。新本认为，陶渊明“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他的生活比起土族大地主来，虽然相差很远，但比起一般农民来，却有质的不同，要优裕得多。他登山临水，赞松赏菊，过的是地主阶级的闲适生活。他的确参加过
    一些轻微的劳动，但这只不过是长沮、桀溺式隐士生活的一个方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不可能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近在咫尺的农民革命斗争，在他的诗中也丝毫没有反映。在当时严格的门阀制度下，他不可能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最后才毅然决然地走上“守拙归园田”的道路。因此，在做官还是退隐的问题上，他并不是象旧本所说的那样恬淡，而是充满着激烈的思想矛盾，用他自已的话来说，就是“贫富常交战”。“在他的诗文里，有时表现得很恬淡、很静穆，有时又表现得很激昂、很愤慨，这都是思想上矛盾斗争的波澜在作品中的反映。”通过这样的分析，陶渊明不再是一个被抽象化了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带有鲜明阶级烙印的作家。
    在文学史中，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正确分析作品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是评价古代作品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是内容。无产阶级重视古代作品在艺术上的借鉴作用，但是反对不问政治倾向，片面强调艺术成就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观点。这种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在旧本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新本注意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克服。如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古诗十九首》一直备受推崇，被许多批评家捧为“无缝天衣”，“五言之冠冕”，“几乎一字千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表面看，这些评论似乎是单纯赞美作品的艺术技巧。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有所谓“纯艺术”的批评吗？新本引证了陈祚明《采菽堂诗话》里的一段评论：“《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故《十九首》惟此二意，而低徊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然后深刻指出：“这是地主阶级人性论在文学评论中的典型表现。”这些封建文人赞美《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们之所以拍案叫绝，主要是因为《古诗十九首》所宣扬的东西，“特别是那种追求富贵功名、追求享乐生活的思想”，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同情和共鸣，“加以《古诗十九首》又具有一种很适宜表现这些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于是便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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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捧到了九霄云外。《古诗十九首》的思想，被说成是“人人各具”；《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被吹嘘为“高不可禁”。新本这样分析，就扫清了笼罩在《古诗十九首》上的迷雾，坚持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然而，新本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在分析汉赋兴盛的原因时，作者将它归结为三点：一是适应宫廷的艺术趣味，充当君王的娱乐品；二是由于皇帝的提倡：三是儒家学术思想的影响。而没有片言只字提到汉赋与当时阶级斗争的关系。诚然，象汉赋这类形式主义的东西，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确实有点象娱乐品；那些歌功颂德的辞赋家，在君王看来，也和“俳优”差不多。但是，统治者提倡汉赋，恐怕不是单纯为了娱乐。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汉初已经开始形成，但并未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到汉武帝时，一方面汉王朝的统治逐渐巩固，势力日益强盛，已经能够集中力量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连年的对外用兵，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为了粉饰太平，掩盖阶级矛盾，加强思想文化的控制，汉赋就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联系到汉赋盛行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其政治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汉赋的兴盛，主要还是要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去寻求解释。
    又如，在分析司马迁的《史记》时，新本认为《史记》将陈胜列入世家，并将他比为汤武，将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很大的同情和赞美，这是司马迁“对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给予一定的肯定”，表明了他“对于秦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从而推断说：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观念”。这样的评价，也很值得研究。当然，司马迁相当完整地记录了我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珍贵史料，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将陈胜写入《世家》、比作汤武，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以为司马迁肯定陈胜是因为陈胜领导了农民起义，那么汉武帝时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又为什么一律被他斥为“盗”、“贼”、“反”、“逆”呢？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司马迁，怎么会肯定和赞扬推翻地主政权的农民革命战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史记》，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为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而创作的。所以，他肯定陈胜，主要是因为陈有“首难”之功：他肯定项羽，主要是项有“亡秦”之劳，他们为汉王朝的一统天下，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这
    一点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有所透露：“初作难，发于陈涉（胜）：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以汉为正统的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们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实质，就会对司马迁肯定陈胜作出比较科学的分析，而不会以为这便是“肯定农民起义”，更不会得出司马迁“突破了传统观念”的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现象，不少地方勇于否定自己过去的看法，成绩是基本的，态度是严谨的。它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在目前的情况下，它还是一本较好的中国文学史。我们热烈欢迎它的第一册的出版，同时殷切地期望作者再接再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搞好第二、第三册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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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读《封建论》
    康
    立
    《封建论》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名作。文章气势磅礴，逻辑严密，无论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是我国古代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值得一读。
    《封建论》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春秋以后，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逐步过渡，产生了由各国君主直接派官治理的“郡县制”，并逐渐得到推广。秦灭六国，终于将“封建制”废除，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汉以来，是实行“郡县制”还是恢复分封制，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到了唐朝中叶，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主张恢复殷周“封建制”的复古论调也甚器尘上。《封建论》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篇政治论文，具体分析了周、秦、汉、唐实行“封建制”或“郡县制”的历史，抨击了恢复“封建制”的复古思潮，阐明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那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和法家的进步性，强调了历史不能倒退，旧制度不能复辟等观点，表达了作者要求前进，反对倒退，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的政治思想。
    《封建论》首先论证了殷周“封建制”产生的原因，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以少数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客观形势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制”被“郡县制”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
    古代奴隶社会的“封建制”究竟是怎样出现的？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是“殷周圣王”根据“天命”创立的，因而是不可更改的。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宣称：“不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这就是说，伟大而显赫的文王，受上天的福佑，负有取得政权的使命。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在《封建论》以及《天对》、《贞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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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驳斥了这种传统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王权神授说。他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原始时代，人们生活在草木丛生，野兽成群的环境中，既“不能搏噬”，又“无毛羽”，只能依靠自然界维持生存。为觅取生活资料而发生争斗，因解决争乱而在人群中出现了“有兵有德”的首领。随着争斗的逐步扩大，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诸侯之列”，产生了从诸侯到天子的一系列等级。那些有威信的“天子”、“诸侯”，“死必求其嗣而奉之”，这样就逐渐演变成世袭的“封建制”。《封建论》强调指出，“封建制”决不是“圣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反动说教的有力批判。
    当然，柳宗元对于奴隶社会分封制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在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殷周“封建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随着原始部落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占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殷灭夏桀有三千诸侯支持，周灭殷时有诸侯八百会盟，只能“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殷周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金字塔”，是以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爵位制和大大小小的封邑、采邑作为基础的。但是，当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后，经济基础变化了，建筑在奴隶占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包括分封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让位于“郡县制”了。柳宗元看到了这个历史的趋势，“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一种政治制度的出现和被取代，都是由客观的“势”决定的，并不是少数圣贤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柳宗元指出了“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杰出的见解。
    《封建论》热烈餐扬秦始皇“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正确政策，高度评价了法家和秦始皇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废“封建”、置郡县，是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一项重要政策。“郡县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地方政权形式，它的出现是同封建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郡县之法，已在素先。”早在春秋时，一些大国已在部分地区设置了“县”。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县代邑，把秦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封邑，改造成为封建地主的地方权力机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事业，把六国的贵族封邑改为郡县，废除世袭的爵位制度而由中央直接派郡令县守治理，第一次出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
    《封建论》指出，由于推行“郡县制”的结果，使秦始皇能够“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都县制”在全国的推广，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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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枕无忧。”“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过程，同样伴随着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地主阶级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对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要瓦解和颠覆地主阶级政权，首先就要取消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秦朝，法家李斯和秦始皇，同儒生淳于越和丞相王绾，在要不要实行“那县制”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革命。秦始皇果断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巩固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在秦朝灭亡后，奴隶主贵族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竭力散布殷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的谬论。汉朝初年，魏晋时代，以及唐初和唐朝中叶，主张恢复“封建制”的复古思潮，总是不断地沉滓泛起。
    《封建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种复古论调。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指出实行“封建制”的周朝，“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从分封诸侯“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到春秋战国“判为
    十二，合为七国”，早已“无君君之心”。周天子的天下实际上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所谓周代因“封建而延”，完全是虚假的。至于秦朝“二世而亡”，不是因为推行“郡县制”的过失，而是政策上犯了错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宗元具体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极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结果，引起了人民的愤怒，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所以，“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决不能因为秦“二世而亡”而否定新的社会制度。《封建论》用汉初复辟“封建制”造成严重恶果的雄辩事实，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但秦朝的“郡县制”经历了百代仍在实行着。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总想把历史拉向后退，返回到文王和周公的时代去。孔子提出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反动口号，成为历代复古主义者的座右铭。但每一次实行倒退的“封建制”，带来的都是长期的分裂和内战。在推翻秦朝的农民革命的潮流中，对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心怀不满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也起来“造反”，
    一时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甚至连孔子的后代也抱着“礼器”混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那些六国旧贵族乘机“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实行复辟。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推行“封建制”，结果闹得霸王别姬，自刎乌江。楚汉相争最激烈时，儒生郦食其建议刘邦复立六国诸候王，遭到张良的坚决反对。张良对刘邦说：“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正在吃饭的刘邦，急得饭也吐出来了，大骂郡食其：“竖儒，几败而公事！”但是，汉统一全国后，刘邦又大封同姓王，结果在惠帝、文帝、景帝三代，诸候王不断地起来作乱。到前一五四年，丈导致吴王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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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柳宗元指出：“汉有天下，矫秦之柱，徇周之制”，因而出现了历史的倒退。汉初的诸侯王叛乱，实质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被分封的王国自己征收赋税，俦造货币，任免官吏，这是对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严重威胁，是历史的反动。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汉初“郡国居半”，实行“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各占半数，但是“有叛国而无叛郡”。柳宗元认为，这种鲜明的对比，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优越性。以后，汉景帝平定了七国叛乱，改革了王国制度。汉武帝又采用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法，削弱和分散各王国势力，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十三州刺史。“盖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尽废矣。”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长期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那县制”终于得到较彻底的推行。
    实行“郡县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旧制度的复辟是不得人心的。明代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那县制”和“封建制”的斗争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辟，但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更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灭掉。
    《封建论》肯定了唐朝前期“制州邑、立守宰”的政策，提出了“州县之设，固不可革”的正确政治主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唐朝初年，基本上实行“郡县制”，出现了强大的封建大一统帝国。但到中叶以后，地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发展，“郡县制”逐渐遭到破坏。从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第一次割据到九六○年五代十国结束，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除有过短暂的统一外，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起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是统一的，处于分裂状态的主要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未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时期的历史表明，每当“郡县制”遭到破坏，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也就开始了。
    毛主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出现的“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有着深刻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原因。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封建割据的社会经济基础。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时期，代表封建割据的豪族门阀地主的势力恶性膨胀。陆机、刘颂等人适应这一阶级的政治需要，大肆攻击“郡县制”，叫嚷素亡于“罢侯置守”，鼓吹恢复殷周“封建制”。西晋王朝是豪族门阀地主的王朝，司马炎登上皇位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异姓公、侯立国多达五百余国，结果爆发了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接着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长达
    三百年的内战和分裂。《封建论》指出，魏承汉，晋承魏，都搞了分封，但“二姓陵替，不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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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祚”，都成了短命的王朝。唐朝初年，萧瑀、颜师古等人又重弹“封建制”老调，说什么“一定此制，万代无虞”。魏征、李百药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推行“封建制”必然导致“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主张实行“郡县制”。李世民想搞世袭刺史制，连被封的长孙无忌等人也拒绝赴任，只好告吹。
    但到唐朝中叶，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和庄园经济的高度发展，代表大土地私有者、大庄园主利益的藩镇割据局面就出现了。唐末和五代的节度使都是大土地私有者，他们为了独占农民的劳动果实，不许封建中央政府染指，“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但有独立的经济财政，还有坚强的武装作为割据工具。在藩镇割据地区，“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成为独立的封建小王国。从藩镇林立到分裂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连年不断的战争更使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对地主阶级统治也是很大的威胁。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反对派的立场，反对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国家统一。《封建论》集中反映了他要求削平藩镇割据的思想。
    柳宗元在《封建论》里，驳斥了当时攻击“郡县制”只“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的反动谬论，指出造成藩镇割据的原因是地方军阀拥有重兵，“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因此，他认为必须“善制兵，谨择守”，打击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批判了当时藩镇的父子世袭，指出实行世袭制，在上者不一定是“贤”，居下者不一定“不肖”，而且“世食禄邑”，各自为政，即使圣人在世，“亦无以立于天下”。为了驳斥那些“言必称三代”的复古迷，他尖锐地指出，殷周奴隶主贵族头子成汤和周武王推行“封建制”的目的，是为了“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柳宗元对殷周成汤、武王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当时藩镇割据势力的批判。他的“使贤者居上”的主张，反映了地主阶级下层的政治要求。
    《封建论》是秦汉以来关于“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在理论上的总结，是对主张“封建制”的复古思潮的一次总清算。《封建论》中表现出来的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反潮流的精神，在当时思想界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朝人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明清二代也不断有人赞扬《封建论》“识透古今，眼空百世”、“千古绝作，无人与之抗手”。相反，反动的复古主义者则攻击《封建论》离经叛道，“是非多缪于圣人”，“不根于本”。复古派的攻击，无损于《封建论》的光彩，反而更衬托出它的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潮流精神。
    但是，柳宗元毕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只能站在当时地主阶级反对派的立场上去评价“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客观实际，然而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人之意”决定的，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唯心史观。尽管这样，《封建论》强调历史不能倒退，旧制度不能复辟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愧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篇卓有见识、独树一帜的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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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
    翟
    平
    孟子名轲，号称“亚圣”。他在儒家中掮起卫道的招牌，坚决维护孔子的反动思想。唐代反动思想家韩愈说：“自孔子后，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在历代道学家的心目中，孟子是孔学的嫡传正宗，其地位远超过颜渊、端木赐等所谓孔门四贤，称得上是孔家店的二老板。
    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孔，孟两人的遭遇却很不相同。自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圣人”的地位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独独位居“亚圣”的孟子，却一直红运未衰，还被戴上了“人民性”的桂冠，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一部中国思想史抽掉了孟子，就没有什么思想家可说的了。
    孟子究竟是那个阶级的思想家，他在当时究竟代表进步还是代表保守，这可以看一看他的政治主张。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如齐、秦、楚，魏等国，都已初步经历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日益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发展很快，初步显示了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较之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优毯性。面对着这场大变革，孟子提出了所谓“仁政”的主张。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要实行仁政，就要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所谓经界，就是“井田”的土地界限。殷周时候的奴隶主头子，把他们所垄断的土地划成豆腐干式的方块块，授予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按照划定的土地范围享受俸禄和占有奴隶。这种土地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分崩离析，崩遗殆尽。孟子为了重建早已垮台了的奴隶制度，对“复井田”作了一番重新规划，要求土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他为了美化奴隶制，还宣称只要实行了这种井田制度，就能做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下》)看，这是一曲多么美妙的田园诗歌啊！难怪有人认为孟子代表小农说话，是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其实，孟子的这种理想化了的井田制，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殷周奴隶制下的井田制度，实际情况是奴隶主强迫、监视奴隶从事集体耕种，实行极其严格的宗族奴隶制的统治。《诗经》上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讲的就是成千上万的奴隶被强制共耕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那里能有什么“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呢？孟子鼓吹“复并田”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封建制下的小农经济纳入到奴隶社会井田制度的轨道上去，最后使自耕农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等等的许诺，事实上只是一种诱饵，是一张根本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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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孟子，目睹奴隶主贵族的强宗巨室逐个沦亡，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先后遭到兼并，而且没落贵族沦落为贫民的也大有人在，“分田制禄”的基础已破坏殆尽。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保护“恒产”，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他鼓吹“复井田”，要害在于“所以别野人（奴隶）也”。孟子妄图在“正经界”、“复井田”的基础上，巩固奴隶制以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的阶级关系，恢复奴隶主统治奴隶、奴隶养活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使奴隶主贵族重新夺回丧失掉的一切。可见，他根本不是搞什么“托古改制”，而是在搞道道地地的复辟，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反动事业。只是时代不同了，在当时的各个国家中，“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种奴隶制节节败退、封建制节节进展的状况下，孟子不能象孔子那样露骨地宣传恢复周公之礼，而是采取了比较圆滑的手法，挂出新招牌来贩旧货。但是，假的总是假的。满口的仁义道德，决计掩盖不了沾满鲜血的双手。当孟子谈到法家的奖励耕战、提倡垦荒的时候，谈到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以草莱之地，徠（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农业）”的时候，就恶狠狠叫嚷着“善战者服上刑”，杀无赦；连对“辟草莱，任土地者”，也都主张要判罪。在孟子的眼中，如果听任法家实行“废井田，开阡陌”的变革，那么奴隶主贵族都要变成一无地、二无禄、三不占有奴隶的梁上君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怪这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己任的“亚圣”，要满面凶相地叫嚷“杀、杀、杀”起来了。
    孟子在经济上主张“复井田”，在政治上则主张“法先王”。具体说，就是要在政治上恢复以“亲亲”为核心的世卿世禄，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政治经济特权。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在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上，它构成了周礼的基本内容。其实，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已基本破灭，而孔子的眼光还停留在周礼那个时代，叫着要“正名”。“正”什么“名”？就是要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做臣、子的不准造君、父的反，做奴隶的不准造奴隶主的反。孔子讲“仁”就是以“亲亲”为立足点的，他的得意门生有若就强调什么“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反动思想，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事亲为大”，(《离娄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他叫嚷着“人莫大需亡亲戚君臣上下”(《尽心上》)，这就是说，打乱君臣父子的“常位”是最大的罪过。孟子还攻击杨朱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一句话，他要重新按照血统的亲疏，来恢复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
    “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略先于孟子的商鞅，就曾从维护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批判了“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儒家教条，同那些厚古薄今的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商鞅针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叫嚷，明确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孟子则对厚今薄古的法家恨之入骨，拚命地鼓吹要“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道”。他自吹自擂地做广告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离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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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实际上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政权。后来的法家针对这种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思潮，进行了迎头的痛击。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倒向法家的荀子举起了“法后王”的旗帜，指出儒家复古派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揭露了“法先王”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荀子的学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旗帜就更鲜明了，他干脆主张“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指出儒家“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是“愚诬之学”。(《韩非子·显学》)
    孟子这个顽固地拥护奴隶制的反动分子，很善于鉴貌辨色，看风使舵，运用迂回战术来达到他宣传复辟奴隶制的目的。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顾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就拿他竭力鼓吹的所谓“仁政”来说，欺骗性就很大。孟子讲“仁政”，说了许多“民贵君轻”的话，又往往把“明君”和“暴君”，“仁民”和“虐民”对比起来，口口声声用“仁政”反对“虐政”，好似孟子真的是一个人民本位主义者，是个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思想家。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民本位主义，在有阶级的社会，有的只是阶级的本位。孟子的这一套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民本位，而是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位。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巨室，就是享有“世禄的奴隶主贵族。在孟子心目中的“仁政”，就是不要侵犯贵族奴隶主的实际利益。他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梁惠王下》)世臣，就是“任人唯亲”的世袭之臣。孟子所向往的正是以“世臣”为标志的“故国”，这个“故国”，不就是指已经崩溃了的世袭制度的奴隶主专政吗？
    孟子的“民为贵”(《尽心下》)，过去被一些人捧上了天。但是，这个“民”是指什么人？是指奴隶吗？不是。由于奴隶大都是在野外从事生产，又无教养，孟子是称之为“野人”或“小人”的。在《孟子》一书中，如“齐东野人之语”(《万章上》)，是骂奴隶愚蠢无知之谈：“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是指奴隶主贵族应与奴隶的地位有别；“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是讲奴隶主和奴隶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滕文公上》)，是讲奴隶主和奴隶的职责不同。由此可见，孟子讲“民为贵”，决不可能是替奴隶说话。
    孟子的“民为贵”，是替一般的劳动人民说话吗？也不是。如果“民为贵”真的是讲“劳动人民为贵”，那他为什么又那样激烈地反对许行呢？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那就是说，要做圣贤就不能脱离劳动、不耕而食。孟子激烈地攻击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滕文公上》)，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小人的事，是应该被轻视的，奴隶主管理国家大事，那才是大人之事，怎么能同小人一起劳动呢？孟子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对立起来，说劳心是统治者大人之事，劳力是被统治者卑贱的事情。他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奴隶永远被奴隶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在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又应该怎样呢？孟子要求做到“虽劳不怨”，“虽死不怨杀者”(《尽心上》)，那岂不是要奴隶们甘心情愿地听凭他们的主子压迫和杀戮，而不得说半个“不”字吗？孟子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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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民为贵”，归根到底，完全是在替奴隶主贵族说话，他的所谓“仁政”，只不过是奴隶主暴政的代名词！
    孟子为了论证所谓“仁政”的合理性，便把它说成是出于人们天赋的一种本质，即“性善”，也叫“不忍人之心”。他以“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尽心上》)为例，说明“亲亲”“敬长”的思想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先天所固有的。从这一点出发，他鼓吹仁、义、礼，智这
    一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都是先天存在的，是“人皆有之”(《告子上》)的。人生来怎么就有这种“心”呢？孟子把它解释为“天之所予”，并由此而建立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体系。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既然仁、义、礼、智都是“天所予之”的，那么，人们只要把天生的、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就可以“知天”，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无差别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诀窍在于“诚”字。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这就是说，人们通过内省的修养功夫掌握“诚”，便可以使天上人间的一切包含在自己的内心，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孟子为什么要强调天人一体呢？目的是想把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君主”结合起来，把奴隶主头子的权威神圣化。在孟子看来，舜让禹，是天与之；禹传子，也是天与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下》)，天是主宰一切的。他竭力鼓吹“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要人们不违天意，也就是不准触犯半点奴隶制的统治秩序。这套唯心论的先验论，有利于维护反动统治，深得历代反动思想家的赏识，宋代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说：“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也说：“孟子发此夜气之说，于学者极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叛徒刘少奇更是在黑《修养》中把孟子捧上了天，要求共产党员按照孟子的“内省”功夫去进行修养，越“养”越“修”，成为这一伙资产阶级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林彪鼓吹的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是从孟子的“反身而诚”脱胎而来的。彻底批判孟子的这套“修养”经，有利于我们今天识别刘少奇、林彪所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识破他们的反动思想究竞是从哪个祖师爷手里传下来的。这种情况，再
    一次证明了列宁所指出的：“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必然走向“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天才史观。孟子把“天”与“才”结合起来，鼓吹所谓“天之降才”。他强调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但是，这种所谓“良知”“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而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这就是说，只有统治阶级的贤人贵人能保有先天的“良知”“良能”，而广大的老百姓则普遍地失掉了这种所谓“良知”“良能”。于是，便有了象孔子所讲的“上知”和“下愚”的差别，“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甚至是“不知不觉者”的差别。“庶民”只有通过“先知先觉”的“君子”的启蒙，才可能变为“后知后觉者”。孟子很欣赏伊尹的一句话：“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万章下》)这表明孟子以“先知先觉”的“天才”自居，以天上降下来的救世主自居。他象一个巫婆似地念念有词，说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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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荀子的哲学思想
    李定生
    荀子名况，也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他的政治学术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298~前238年。根据《史记》记载，荀子曾游学于齐。当时齐国早已由姜姓的齐国变成了田姓的齐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齐王为了招纳人才，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立了学宫，集中了不少人，“不治事而议论”。齐襄王时，荀子由于他的学说适合地主阶级的需要，在稷下学官中“三为祭酒”，即三次被任命为教长。荀子打破儒者不入秦的惯例，亲自到地主阶级掌权的实行法家主张比较彻底的秦国观察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称颂封建制度“治之至也”。说从秦孝公到秦昭王“四世有胜”，不是侥幸，而是“数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见《荀子·强国》）荀子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束缚，但他在实践中肯定和歌颂了进步阶级的“法治”，和儒家形成鲜明的对立。法家李斯、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被历代的儒家卫道士看作是儒家的异己分子，是由于荀子背叛了儒家，是儒家的叛逆者。荀子后来做过楚国的兰陵令，晚年定居在那里，直到老死。他的著作有《荀子》一书（下引《荀子》只注篇名）。
    荀子虽然出自儒家，但在儒法斗争中站在法家立场上，对奴隶主阶级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论、先验论和所谓“礼治”。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为了论证奴隶制的“合理”，维护世袭的奴隶主统治，把“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虚构了一个宇宙和社会的主宰，称为“帝”或“天帝”，后来又称为“天”。它的号令就是“天命”。天国的统治是由于人间的统治而存在的。上帝是天上的奴隶主，奴隶主是人间的上帝。作为奴隶主旧贵族的思想代表的儒家，为了维护奴隶制，就一定要维护天即上帝的地位。孔子和孟子都是鼓吹天有人格和意志，宣扬君权天授。其目的是说旧的统治秩序动不得，不准被统治阶级起来造反。
    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必须进行思想舆论上的准备。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对奴隶主贵族故意把天人关系混淆起来的儒家“天命”论开展了尖锐的斗争。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他汲取了当时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天文学知识，用以说明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并以此来证明天就是自然界及其变化。自然界运行变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人们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自然界及其规律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它不因为人类社会的好坏而改变，荀子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荀子认为人们依照规律去做，效果就好，如果违反规律，就会遭到灾祸。他把天和人，自然和社会区别开来，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认为人间的吉凶与天没有关系，凡事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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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只要重视农业生产而又节省开支，则天不能使之贫，给养完备而又行动适时，则天不能使之病，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违背，则天不能使之祸；如果相反，则天也不能使之富、使之全，使之吉（见《天论》）。“明于天人之分”，这是一个战斗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它肯定了自然界、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主观而存在，否定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和天人合一思想。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对旧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十分藐视，而对自己的事业和力量则充满了信心。
    荀子认为人也是自然的产物，是万物中的一类。由于自然的职能和功效，有了人的形体，“形具而神生”，人的形体具备了，精神也随之产生。物质的形体是第一性的，精神后于形体，并依附于形体而不能独立存在。他还把人的感觉器官（耳目鼻口形）叫做“天官”，把人的思维器官（心）叫做“天君”，并认为这是天然的物质的生理结构，它们各有接受外界刺激的天然本能（见《天论》），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且有社会组织（群），和禽兽不同。人能够有“群”，所以才“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如人的气力不如牛，走路不如马，但牛马为人所用，人能够“裁万物”，即制裁和利用万物(《王制》)。这里，荀子一方面表明了“群”只是人类所特有的，而不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表明了人能“裁非其类以养其类”的能动作用。人的“养”是自己用“力”争取来的，“节遇谓之命”(《正名》)，使“万物得宜，事变得应”(《富国》)，那么就能官天地而役使万物，不是出于天的恩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
    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各种思潮和学派中，孔子鼓吹“唯天为大”，要“知天命”和“畏天命”。孟子宣扬“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结论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在当时同样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代表的道家，则采取了另一种比儒家更为“精致”的唯心主义形式。老子鼓吹“无为”，强调“万物将自化”，他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庄子说：“天与人一”，人的死生存亡、穷达富贵、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结果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道家宣扬的所谓“道”，“天”、“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天命论。儒、道二家从不同角度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儒家是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是强调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不可能和无必要。他们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人安份守己，服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阻挡封建统治取代奴隶制统治的历史车轮前进。
    荀子批驳这些谬论是“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他说：把天看得很尊重而思幕它，何不把天当作物来养畜而控制它；顺从天而颇扬它，何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观望天时而坐等赐恩，何不因时制宜而使天时为生产服务，听任物类自然生长而增多，何不把万物管理好而不失掉它的作用：指望物类的自然发生，何不掌握物类生长规律辅助它成长。因此，放莽了人的作用而对天痴心妄想，这是不符合物类的发生成长的真实情况的（以上见《天论》）。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和“天地官而万物役”的气概，与孔孟和老庄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恰正形成鲜明的对照。荀子还反对当时的“营巫祝”“信禨祥”。他尖锐地批判了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子思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胡说，指出日蚀，星坠等自然现象“是无世而不常有之”，用不到惊慌害怕。他认为“治乱非天也”，最可怕的还是人为的灾祸，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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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荀子由于站在当时进步阶级立场上，还敢于正视社会的治乱和人事的吉凶与天没有关系，揭露和批判奴隶主阶级利用少见的自然现象而进行的欺骗。但他是剥削者，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懂得天灾和人妖的社会根源。尽管如此，荀子对奴隶制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对阻碍当时历史车轮前进的各种反动思潮的涤荡，毕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统治冲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者。
    荀子针对儒家“知天”的议论，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关于天的本身，大可不必探讨。只要根据天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做人可以预期的事好了，以土地为条件，进行生产好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只要能配合自然的变化，做到“人有其治”，适应天时和土地的情况去从事生产，就一定能达到“治”的局面。因此，“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至于孔、孟那种所谓“知天”，谈天说鬼，画猫充虎，这只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惑)。荀子这种强调“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君道》)的思想，和法家韩非所说“能象天地，是谓圣人”一样，在当时是一条唯物主义的认识途径。同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相联系，儒家的孟子在认识论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他强调人的感官不会思考，它与外物接触，反而把内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引向迷途，从而认为只有从主观（心）到主观（思），才能得到良知良能。他排斥了感性认识而强调“思”，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说明耳目之官是“小体”，心之官是“大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这样一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成了“天下之通义”了。荀子则完全不同。他强调人的知识或才能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正名》)。这是说人的认识能与客观事物相接触，并符合客观事物叫做“智”，即知识；人的能动作用作用于客观事物，并符合客观事物叫做“能”，即才能。他深刻地批判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荀子说：“心有征知。…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这就是说，思维器官必须有待于感觉器官去和认识对象接触，然后才好发生“征知”的作用。因而，“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荣辱》)。君子并没有异于人之处，只不过是因为善于学习而得到知识。他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劝学》)。
    “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奴隶制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孔子认为是“天下无道”，大叫“正名”，要求恢复和维持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用“名”去改变“实”，以达到“天下有道”。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政治上是复辟的路线。与此相反，荀子也讲“正名”，他从当时斗争的现实出发，为建立新的剥削关系和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服务，提出“制名以指实”，“实”先名后，“名”是从属于“实”并为“实”服务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名实关系，即事物的名称和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名失则愆”，旧的“名”是动也动不得的。而荀子坚定地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是说什么实用什么名，什么名指什么实，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约定俗成”，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荀子主张制名必须指实，要以名符实，反对孔子的以实符名；荀子还认为“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可以循用旧名，也可以制作新名，他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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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荀子的正名说，与孔子的“正名”是为了恢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制不同。他的“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以上见《正名》），是为建立封建等级制服务的，是在于“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于封建社会秩序，行法循令。所以，荀子猛烈攻击孟子是“案往旧造说”，是“僻违而无类”，还要自己吹捧自己是“真先君子之言”，事实上是在“饰邪说，文奸言，以桌乱天下”（以上见《非十二子》）。荀子对孟子的尖锐批判，说明在思想阵地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其间决没有什么可以折衷、调和的余地。
    一定的思想路线导致一定的政治路线。荀子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强调“性伪之分”，提出“人之性恶”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说：“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好利，这是“生之所以然者”(《正名》)，“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人之所以能“出于治，合于善”，是后天的人为（伪）。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在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的叫做“伪”(见《性恶》)。在这里，荀子批判了儒家的所谓“良知”“良能”，否定了有先天的道德观念的存在。他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都一样恶，“然而可化也”，只要在后天的环境中，象积土成山，积水成海那样，“涂之人可以为禹”，所谓圣人只不过是“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荀子否定世界有所谓天生的圣人，否定奴隶主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积极地为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舆论准备。
    “礼”在荀子的社会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荀子》三十二篇中，除“仲尼”“宥坐”两篇没有提到“礼”外，其余都对“礼”的重要性和具体礼节作了论述，凡三百四十见。但是荀子的所谓“礼”与儒家的“礼”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他讲礼的起源，在内容上完全侧重在法。礼是“物”的“度量分界”，因为人生而有欲求，“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礼成了节人之求的法度，如同“程者，物之准也”一样，礼是“节之准”(《致士》)。《礼记·乐记》注：“节，法度也。”这里“礼”和“法”一样。法家认为“人民众而货财寡”，“故民争”，需要“法治”。荀子从礼的起源于后天的“伪”，批判了孟子所谓“恭敬之心”、“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的胡说。“礼者，养也”，是给养人的欲求，使物与欲两者矛盾统一，需要有“度量分界”。这里的所谓“分”，就是《王制》篇人所以群的“分”，也就是荀子说的“论德使能而官施之”的“政令制度”。它一方面“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礼论》)，和“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王制》)，反映了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旧贵族，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愿望：另一方面提倡“农分田而耕”，要求建立新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制度。因此，从“礼”的作用来看，荀子的礼和法家的“法”一样，是用来打击奴隶主贵族的。他反对奴隶社会的“礼治”，说：“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君子》)。他提出了取人要有道，用人要有法，而且要“稽之以成”，“校之以功”，统治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君道》)。荀子的礼，“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实际上是法。他有时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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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君道》)。在荀子这里，礼也好，法也好，都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要求，而不是为维护奴隶制的儒家的“礼”。
    孔子“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他们都主张“法先王”，要复古。荀子虽也谈尧舜，称周道，却主张“法后王”，重当世。荀子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他的结论是“后王是也”(《非相》)。杨倞注：“后王，近时之王也。”又“后王，当今之王”。杨说是有道理的。
    荀子认为“法先王”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他立足于今而论古，主张由今而认识古，他说：“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是“以近知远”，主张从今日的后王而论知古，他还打了个譬方说：“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相》)。荀子并不讳言“古”，但他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这就是说善言古的一定要证验于今，凡是一种言论，要看它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他当时到秦国去，看到秦国塞险地形好，物产丰富，说是“形胜也”；他看到百姓俭朴，服装不奇异轻薄，社会风俗好，说是“古之民也”。他还赞美秦国的朝廷和官吏，说是“古之朝”、“古之吏”也。总之，当时地主阶级当权的秦国，法家所实行的一套，荀子都说是合乎“古之”道，这不正是“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吗？实际上，他是请出古代的亡灵来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助威。他称颂秦国治国有道，“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是人主治国的榜样，可以“一天下，名配尧禹”(《王霸》)。总之，在葡子的心目中，当时之秦是“治之至也”即“后王是也”。
    荀子尖锐地批判了把奴隶制理想化、安图复辟的孟子，歌颂了地主阶级“法治”的现实。儒家叛逆者的反戈一击，说明搞复辟活动的儒家已处于穷途末路、分崩离析的境地。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要倒退到奴隶制社会中去是不可能的。苟子站在法家一边，为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作出过贡献。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崇孟贬荀，孟子被捧为“亚圣”进了孔庙，而荀子却遭到了历代的儒家卫道士的攻击。说怪也不怪，这种历史的颠倒，正反映了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地主阶级新兴上升时期的武器。地主阶级在向奴隶制及其残余的没落贵族斗争中，需要这个进步的思想武器。当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已成过去，封建统治的主要危险来自农民阶级的反抗，地主阶级逐步走向它的反面，不再是进步阶级了，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不再适合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儒家孟子的唯心主义哲学，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思想路线相一致，地位被越抬越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有力工具。今天，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应当肯定进步、否定落后，承认法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历史上的崇孟贬荀，则是尊儒反法的表现，其实质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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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儒、法经济思想
    对立的实质
    景
    池
    春秋战国之际，儒、法之间的斗争，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是维护、复辟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是破坏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当时，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使用，以及水利灌溉的发展等等，为大量开辟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变奴隶强迫的集体劳动为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突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起与它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从奴隶主贵族占有转变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土地所有权的改变，涉及到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必然激起两大社会势力的生死搏斗。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竭力反对生产关系的变草，顽固地坚持土地由奴隶主贵族所有的反动立场。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按田亩征税），反映了鲁国奴隶制生产关系日趋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发展，土地私有的社会现象已大量出现，意味着由无偿占有奴隶劳动产品的形式向封建地租形式的转变。儒家的奠基人孔子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孔子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半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的。因为按照“周礼”的规定，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财富是通过直接无偿占有奴隶劳动的所谓“籍”的办法来获得的，即所谓“谷出不过籍”，或叫做“籍而不税”(《礼记·王制》)。而“税亩”则直接破坏了“籍田”制，自然那个“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坚持遵从周朝制度行事的孔子就要起来反对了。到鲁哀公十二年，执政的季康子为了增收田赋，派了他的家臣冉求(孔子的学生)向孔子求教，孔子又乘机鼓吹恢复已经废驰的“籍田”制。他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国语·鲁语下》)。意思是说，办法只有一个，应采用周公所规定的“籍田”制。冉求没有采纳孔子恢复“籍田”制的意见，孔子便恼羞成怒，不仅不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公然宣布：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号召他的门徒对冉求进行围攻。
    由此可见，孔子对“税亩”的指责，对冉求的围攻，都是从维护“周公之籍”这一宗旨出发的。那么，这个“周公之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西周铜器《令鼎》上记有“王大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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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祺田”，《国语·周语上》也讲“王治农于籍”，“耨耯亦于籍”。每年的春耕、中耕和收極季节，奴隶主贵族统治者要亲自到“籍田”上举行“监农”的“籍礼”。“籍礼”完后，“庶民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孔子提到的“籍田以力”，便是西周奴隶主贵族驱使广大奴隶在王室或公室直接控制的“公田”（大面积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并由奴隶主贵族直接无偿占有奴隶劳动的一种剥削形式。孔子恢复“周公之籍”，正是为了恢复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维护奴隶制生产关系。
    孔子在向冉求鼓吹“籍田”的同时，还说税、赋之出，应按“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进行计算。这种以“井田”为征求赋税的单位是“周公之籍”的重要内容，也是“谷出不过籍”的具体说明。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孟子在攻击法家，力图恢复原来的“井田制”时，他把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剥削的“同养公田”，美其名日“助”，或叫做“借民力而冶之”。他说：“惟助为有公田”，“助者籍也”(《孟子·滕文公上》)。因此，“籍田”制实际上也就是孟子等儒家学派津津乐道的“井田制”。
    所谓“井田制”，按照孟子的说法，叫做“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说法大都是出于孟子的想象。所谓“皆私百亩”，纯属孟子的虚构，而且它并不是奴隶私有，而是诸侯、卿、大夫等奴隶主的“禄田”。但“同养公田”，却讲出了“井田制”最本质的内容。“同养公田”，正是当时奴隶制生产劳动的方式。是奴隶在奴隶主贵族的监督和驱使下，通过大规模的集中劳动，即“籍田以力”来进行的。在奴隶制之下，“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不可能不采取强制手段”。当时总管奴隶主“公田”（籍田）的官吏称为“司徒”，《截殷》上记有“令女（汝）作司土（徒），官司籍田”。下面还有一帮名为“甸师”、“田跤”、“里胥”、“邻长”的爪牙，直接监督奴隶操作。专门镇压奴隶的官吏叫做“司寇”，即所谓“土不备垦，辟在司寇”。广大奴隶在监督下，“日服其缚，不解（懈）于时”(《国语·周语上》)，“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周颂·载芟》)，“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周颂·噫嘻》)。大小奴隶主驱赶、监督着成千上万名奴隶紧张地砍除野草、树木，开垦土地，筑好田界，播种百谷，终年“岩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肢）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国语·齐语》)。这种大规模的对奴隶强制劳动，正是《汉书·食货志》对“井田制”描述的情景：“春令民毕出在壄（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则毕入于邑”，“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每年的春季，广大奴隶被奴隶主从他们聚居的地方（邑）驱赶出来，集中居住在“井田”范围内指定的“庐舍”中，每天早上由奴隶主的爪牙一“邻长”和“里胥”监督着到田里劳动，晚上亦在监督下背着沉重的柴草回到“庐舍”；冬天，又象牛马一样被赶回到原来聚居的地方。女奴隶被集中在一起，夜以继日为奴隶主贵族进行纺绩。男奴隶则被强使从事建造宫殿等其他劳役。“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陶”(《诗·豳风·七月)，从白天一直干到深夜，“无日以怠”。
    在西周井田制度下，奴隶们“同养公田”以后，“公田”上的一切收護，全部归周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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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主贵族所有。正如《诗经》中所记载的：“曾孙（指周天子）之庾。如坻如京”(《诗·小雅
    ·甫田》)，“载耯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杰界祖妣，以洽百礼”(《诗·周颂·载芟》)。奴隶们在“井田”上劳动的成果堆成一座座小山，塞满奴隶主贵族的粮仓。这些粮食被制成甜酒，由奴隶主贵族用来祭祀天地、祖宗，宴请宾客，供他们挥霍享受。奴隶们还被逼着为奴隶主的穿着享受需要而奔忙，即所谓“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诗·翻风·七月》)。因此，所谓“井田制”，无非是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井”还作为土地的一个计算单位，它是奴隶主贵族作为榨取奴隶劳动和大奴隶主作为赏赐奴隶管理者报酬的单位。“并”与“井”之间，都有明显的标志，称为“封疆”、“阡陌”。这些“封疆”、“阡陌”，在奴隶社会里，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孟子在攻击法家“开阡陌封疆”、破坏了“井田制”时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分田制禄”，就是指分给诸侯、卿，大夫的“禄田”。《噫嘻》篇中讲到的“骏发尔私”，即当时诸侯拥有三十里范围的“私田”（禄田）。这种“禄田”同样是强迫奴隶进行劳动的，土地上的收護亦归奴隶主所有。《诗经》中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翻风·七月》)，“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小雅·甫田》)，奴隶们经过辛勤劳动，结果能吃到的只是粗糙陈腐的谷物和一些苦菜臭椿而已，穿着则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豳风·七月》)。孟子企图重新划定早已被破坏的“井田”的“经界”，攻击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暴君”和“污吏”，正是为了恢复西周时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从孔、孟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论述和看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孟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完全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顽固维护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和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完全相对立。法家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巩固服务的。他们反对儒家恢复“并田制”，复活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复古”活动。针对儒家所鼓吹的“法古”、“复礼”的复辟论调，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等尖锐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他们主张“不期脩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顺时以“变法”，坚决改变落后的旧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
    法家竭力主张摧毁奴隶主贵族士地所有制，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早期法家的代表吴起在楚国执政时，先是“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韩非子·和氏》)，把三代以上的奴隶主贵族所占有的“禄田”全部没收。以后，吴起又干脆把奴隶主贵族赶离原来的“封地”，强迫迁移“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打击。商鞅在秦国执政前，秦简公六年时，由于奴隶捌生产关系正在崩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不断发展，素简公和鲁宣公实行“税亩”一样，采取了“租禾”的政策。商鞅在秦国适应了这个趋势，坚决主张彻底摧毁体现奴隶主贵族士地所有制的“井田制”，实行了“变法”。他“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韩非子·奸劫弑臣》)，通过“决裂阡陌”(《战国策·秦策三》)，来“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汉书·食货志》)，推动秦孝公实行了一系列摧毁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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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的变法措施。“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铲除了原有的“井田”的界线。随着“封疆”、“阡陌”的被铲除，“井田制”亦就进一步瓦解。而“井田制”的瓦解，正是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崩溃。商鞅在“决裂阡陌”、“除井田”后的第三年，即秦孝公十
    四年，又“初为赋”，实行了按亩征赋的政策(《史记·秦本纪》)。按亩征赋的实施，意味着“籍而不税”、“籍田以力”的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被确认。随着“井田制”的破坏，按亩征税的实行，地主土地私有的确认，原来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下“田里不粥（鬻）”的旧制也被否定了。土地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奴隶主贵族“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而可以在“民间买卖”，变成封建地主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了。可见，法家所实行的“头裂阡陌”、“除井田”等的“变法”，完全是适应着当时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代表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法家在破坏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为发展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服务的主张和政策。“尽地力”便是法家的重要经济思想。“尽地力”就是鼓励大量开垦土地，以适应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早期法家李悝就“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建议开垦土地并鼓励“治田勤谨”的人，“使民毋伤”(《汉书·食货志》)。这里的“民”，指的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商鞅同样认为“治国者”重要的在于“能尽地力”，鼓励大量开荒和积极徠民。并规定“诸侯之士来归义著，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而“山东之民…西者”，“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商君书·徠民》)。就是说，凡是到秦国的别国的“土”、“民”，可以三世不当兵打仗，他们开垦的荒地，可以作为私有，并且十年内不征收赋税。法家为什么如此强调开垦土地以“尽地力”呢？韩非子讲得很清楚。他说：“辟草生粟”，“耕田垦草”，“以厚民产”(《韩非子·八说·显学》)，“以厚民产”，就是增加封建地主阶级的财富。法家的这些主张和政策都是适应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要求建立起与它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西周的奴隶制度下，广大奴隶同生产资料一土地一样，属于奴隶主所有，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枚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公七年)。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这就是奴隶制下奴隶主和奴隶相互关系的反映。这也是西周“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制”。孔孟和他们代表的儒家，是始终坚持这种“王制”的。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被破坏，使得“贵贱无序”了，当然也就谈不上再有奴隶主统治的国家。在奴隶制社会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奴隶主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奴隶则毫无地位，孔子提倡的“正名”，“正”的就是奴隶主之“名”；要确立的等级秩序，也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统治关系的秩序。当时崛起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为了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发展地主经济，则迫切要求改变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在法家形成之前，晋国大夫史墨即已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命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公元前五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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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晋国“铸刑鼎”，将成文的“刑法”俦在鼎上。这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信条不灵了。这种法律上的变革，是奴隶主和奴隶在生产和交换中关系正在崩溃的反映。公元前四九二年，晋国又颁布了以军功受赏的法制，规定“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图免”(《左传》哀公二年)。作为奴隶的“人臣隶图”可以因军功而获得解放。这是对奴隶制相互关系的公开宣战。法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破坏奴隶制的相互关系，促进封建制相互关系的发展。商鞅在秦国“坏并田”、“开阡陌”，摧毁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制度的同时，又“急耕战之赏”，鼓励奴隶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奋力为国家打仗。奴隶们如果“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即增加产量的可以“复其身”，取消其奴隶身份(《史记·商君列传》)。如果在作战中立有军功，凡斩敌首
    一个，赏爵一级，或给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超过此数的，爵禄也相应增加(《韩非子·定法》)，甚至可授以“上爵”(《史记·商君列传》)。这样，非奴隶主亦可以变为贵族。商鞅的后继者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了“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的主张(《韩非子·六反》)。指出“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利民萌，便众庶”(《韩非子·问田》)。“民萌”、“众庶”，都不是奴隶主，他们大部分仍然处在传统的“礼治”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压迫。“利民萌，便众庶”，就是为了进一步废除“礼治”的桎楷，并使奴隶迅速转化为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农民，以获取他们对新兴封建势力的支持，巩固封建的生产关系。法家的这些主张和措施，都是对奴隶制相互关系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封建制相互关系发展的促进，反映了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
    法家政治、经济思想实践的结果，促使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汉书·食货志》)。这些通过上地的兼并、买卖而成为“富者”的正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富者”所占有的大量土地，有的租给农民耕种，有的佣工耕作，《韩非子·外储说上》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日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者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爱主人也，日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就是这种关系的现实反映。
    儒、法两种经济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阶级内容，反映着当时社会没落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奴隶制必然要为封建制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法家便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势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痛感“圣人之道衰”，“孔子之道不著”而非欲“息”法家的所谓“邪说”不可。他反复说自己“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孟如此狂热宣扬自己的观点，攻击法家的主张和措施，正是受他们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支配和驱使，是为了使历史倒退，妄想复辟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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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培训班学员
    上海五四农场青年工人黄晨敏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革命打倒反革命，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低级的社会形态，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倒退没有出路，复辟一定会受到惩罚，古今中外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儿次恢复西周奴隶社会分封诸侯王的制度，结果无不落了个引火烧身的下场，便是证明。
    周代奴隶主贵族按照血统亲疏和功勋大小，不同程度地取得封地，形成一个个名义上共主、实际上各自为政的诸侯国。随着诸侯割据出现的，就是兼并战争，西周“八百诸侯”，到春秋时兼并成一百多个，到战国时兼并成“七雄”。前后数世纪的混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割据混战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革。为了巩固新生的地主政权，防止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复辟，秦始皇的丞相、著名法家李斯提出废除封国建藩制度，将战国后期各国已部分实行的郡县制推广到全国，诸子及功臣只赐给公赋和重赏。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主张。正如恩格斯在论到王权和诸侯的对立时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
    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照旧搞分封制。这是奴隶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竭力宣扬倒退的表现。法、儒两家的斗争，这时集中表现为坚持中央集权的那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儒家宣扬“天命”、“从仁”、“正名”之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对对旧势力、旧制度进行革命，主张恢复分封制，也就是要复辟奴隶制。法家则坚持郡县制，反对倒退，反对复辟奴隶社会的1旧制度。李斯驳斥了儒家“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复古主张，指出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秦始皇这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赞同李斯的看法，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把全国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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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个郡（征服百越后增至四十郡），郡各管县若干。郡守、县令均由中央任命，随时可以调动。这就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集权国家的行政体制。推行郡县制连同“焚书坑儒”和迁徙贵族两个重大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旧制度，巩固了当时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封建主新制度；并且为实现“字同文”、“车同轨”、兴水利、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始皇建立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为以后统一的封建王朝开创了先例。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从郡县制向分封制倒退也曾经出现过几次。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看到这种倒退的严重后果。
    前二○六年十月和十一月，地主阶级分子刘邦和楚国奴隶主后裔项羽，利用秦末农民战争的力量先后进入咸阳。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刘邦的部队不过十万。刘邦先进咸阳，却不得不还军灞上。项羽在关中大肆烧杀抢掠东归后，自封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其余土地分封十八个部将和降将。分封以后，没有受封的大为不满，受了封的也嫌多嫌少，纷纷动兵武斗。齐将田荣首乱山东，紧接着彭越背楚，很快黄河以北就非项羽所能控制了。刘邦则乘机出兵汉中，经多次较量，终于在前二○二年围研楚军于垓下，项羽被迫自刎。刘邦听从成信侯张良的意见，仅使这些人有受封的希望，而又不轻易封王，避免他们受封后由于忙于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再卖力攻打项羽。
    为了巩固自己的阵线，刘邦也曾封过几个主要将领为诸侯，如韩信、英布、彭越等。但他深知这些人是祸根，所以在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以后，就用各种方法，先后把他们一个个处死、灭族或取消封地。不过，刘邦消灭了异姓王，却大封同姓王。他的兄弟子侄被封的共九个。诺侯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小者也“五六百户”。诸侯国可以征收赋税，俦造钱币，任免官吏，同中央政权处在矛盾和对立的地位。前一五四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
    一些诸侯王借讨伐建议削藩的量错为名，开始叛乱，即所谓“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从此以后，诸侯王分土不治民，诸侯国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武帝时，又用中大夫主父偃“推恩削藩”之法，进一步削弱和分散了国王的领地和力量。
    晋武帝司马炎在二八○年灭吴，结束三国六十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再次完成国家统
    一事业后，又重蹈覆辙，违反汉武帝以来虚封王侯的制度，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诸侯国中五个为大国，六个为次国，其余为小国。大国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们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阴谋争夺帝位。二九○年，司马炎一死，就演出“八王之乱”，大动干戈达十六年之久。“八王之乱”动摇了西晋王朝薄弱的统治基础，还把鲜卑、乌桓和匈奴卷进来，发展成民族间的大混战。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恢复了实封诸侯国的制度。他封子孙二十五人为王，分据津要，各给禄米万石，护卫甲士三千至一万九千人。虽规定“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但藩王专制国中，骄蹇不法。一些被黜的文武官吏，有野心的功臣子弟、官僚政客、僧侣等，也暗中依托藩王。北方几个负责节制戍边的藩王如燕王，宁王，代王等还拥有相当大的兵权。朱元璋死后，其嫡长孙惠帝继位，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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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士方孝需等帮助下，决计要改变尾大不掉的局面，削弱诸王藩封。燕王朱棣以此为借口起兵南下，先后打了四年的仗，于一四○二年夏占领南京，齐、黄、方等人杀头灭族，惠帝“不知所终”。
    从这几段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倒退，复旧是没有出路的分封制是与中央集权相矛盾的落后的、过时的制度，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东西迟早要垮台，人为地想要维持不垮或垮了硬要把它扶植起来，都是办不到的。当然，历史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腐朽的东西总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总是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分封制从秦始皇废除到朱元璋最后一次恢复，前后相隔近一千六百年时间。但是，倒退毕竟是暂时的，即使一时复活了的旧事物也总是不会长久的。刘邦搞分封不过五十年左右历史，朱元璋搞的分封也只有三十年左右历史，而两汉和明朝却分别有近四百年和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倒退得愈远，复旧得愈彻底，失败得也就愈惨。项羽要复辟奴隶制，把历史拉回到周代奴隶制分封的老路上去，结果演出了“别姬”的悲剧。刘邦、司马炎、朱元璋等人自作聪明，都把前一个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家人屏藩帝室，把分封诸侯国王这个旧事物稍微修补一下（改为只封同姓），就作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枕头，结果死后身子还没有冷，藩王们就都跳出来作乱了。而反动阶级的每一次倒退、复旧，人民群众遭受的灾难就更大。“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卖妻鬻子甚至自卖为奴，比比皆是。历史证明，凡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无视社会发展趋势，安图开历史倒车的，终究是要失败的。
    凡倒退，大抵都要拾出历史上的亡灵，拿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提供“根据”。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淳于越向秦始皇提出要搞分封制的时候，他的依据就是殷、周都是那样做的，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包围得很吃紧的时候，秦儒生郦食其也曾趁机搬出“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的故事，要刘邦恢复封王。李斯和张良分别驳斥了他们“以古非今”的谬论。李斯指出：从来五皇不相重复，三代不相因袭。由于时代的变迁，统治的办法各有不同。如今陛下开创了万世的大业，当然不是无知的儒生所能懂得的。淳于越讲的乃是三代的老事，怎么可以效法呢？很明显，这决不是法家和几个儒生之间的“学术之争”，而是当时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也必然要利用历史上的反动学说。林彪一伙大谈孔孟、大谈柏拉图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那套“齐国、治民、平天下”的手法，要认识他们的那个“理想国”，就要认真学一点历史，就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就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随时保持清醒头脑，防止资产阶级开倒车的阴谋，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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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兵笔谈
    大事和小事
    王恩文
    事有大、小之分。所谓大事，就是对革命全局利益起着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小事一般是讲日常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抓大事，就是要把自已的工作重心，放在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面。在当前，就是要把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大事抓住了、抓好了，一切小事即各项日常的具体工作也就好办了。
    为什么一定要注意抓大事呢？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里把抓“纲”的重要性和以“纲”带“目”的辩证关系说得很明白。大事和小事的关系，就是“纲”和“目”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这个位置一定要摆正。象我们这样一个七、八千人的工厂，日常小事千万件，数都数不完。如何把各项工作做好呢？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你不抓大事，不仅办不好小事，而且容易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有一段时期，我们党委的同志看到生产任务重，矛盾多，觉得应该集中力量抓生产了。因此，哪里生产告急，就到哪里“救火”，党委会几乎成了生产调度会。但是，抓来抓去，生产不但上不去，矛盾反而越来越多，糊涂思想冒出一大堆，有的怪上级设备、资金给得少了，有的还主张搞点“物质刺激”，大大挫伤了工人同志的积极性。这对我们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后来，我们改变了做法，认真抓批林整风，组织干部和工人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一来，生产迅速上去了。工人同志高兴地说：批林整风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抓就灵，大事一抓就灵。事实告诉我们，党委抓大事，才能把千万桩小事纳入正确的轨道，把它们办好。
    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大事有党委抓，其他具体工作部门埋头具体小事就行了。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大事和小事是互相联系的。一切小事都归大事管着。如果你是真想把各项具体小事办好，就一定要想到大事，用大事统帅小事。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存在，而且贯串在各个领域、各项具体工作中。不管哪一个具体工作部门或者哪一项具体工作，它能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孤立地存在吗？根本没有那回事。警如抓生产，你不过问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定要过问生产，你不过问路线斗争，路线斗争一定要过问生产。这不仅表现在阶级敌人要公开地或隐蔽地破坏生产，而且也表现在修正主义路线要把生产拖到邪路上去。同样地，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妇女工作，后勤工作，技术工作等等，都有一个方向、路线问题。如果埋头于自己分管的具体工作，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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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总政策，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犯错误，出乱子。党委抓大事，就是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在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得到贯彻，这就要求提高大家抓大事的自觉性。党委带动大家抓大事，这样就能在抓好大事的同时，推动抓好各项具体工作。
    我们也还有同志认为，党委既然是抓大事的，对其他各项具体工作就可以撒手不管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党委当然不能包办各个具体部门的事务，去就事论事地抓小事，那样是抓不完、抓不了的。大事并不是空的。有时往往通过一些小事反映出来。我们应当善于小中见大，透过具体的日常工作研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动向。去年，我厂有
    一位干部，自以为是从关心群众生活的良好愿望出发，想以协作为名同某公社换一些鱼来改善工厂食堂的伙食。党委知道后，及时制止了。当时，有的同志说，象这样的小事，又没搞成，就算了吧。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件事从表面看去，好象是“小”，但是它关系到按什么路线去办企业。事关路线、方向，就大了，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每一台设备，每一个零件，都是国家的。如果拿来搞不正当的物物交换，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就会蜕变为小团体所有制，就会走到修正主义斜路上去。抓住这桩小事暴露的大问题，使我们党委的同志受到了
    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提高了执行毛主席草命路线的自觉性。
    党委要坚持抓好大事，就是要经常抓，反复抓。这是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所决定的。运动来了抓大事，运动过后抓小事，阶级斗争激化时抓大事，阶级斗争表面缓和时抓小事，这种情况是需要我们特别普惕的。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孜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是我们党的工作中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抓好大事，这是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重要保证。
    (本文作者是中共上海重型机器厂委员会副书记)
    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回头
    赵熙祥
    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走一段就停步回头还是坚定不移地一直走下去？这是对我们在生产建设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的一个考验。
    “穷则思变”。一殷地说，在条件差，？因难多的情况下，要改变生产上的落后面貌，作出贡献，我们的同志都是喜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但是，当着“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就拿我们厂的情况来说吧。一九五三年刚刚由五金店转业搞钢管，那时的条件可艰苦啦！二十几个人，加上几台老掉了牙的冷拔机，只能把从造船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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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水厂拿来的旧钢管大的拉小，厚的拉薄。可大家有一股子拚命精神，没有厂房搭个芦席棚，没有设备自己造，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搞出了第一根无缝钢管。到一九六二年，在苏修撕毁合同卡脖子的时候，我们又搞出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异型钢管。到目前，全厂无缝钢管、异型钢管的品种已发展到三千多种。二十年来，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武装”了工厂。五金店转业的弄堂小厂，现在已是一个有七百多工人和成百台设备的异型钢管厂了。条件好了，贡献大了，名声响了，还要不要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就很激烈。
    条件好了，看不起过去的“穷”办法，贡献大了，派头也大起来。这种情况容易发生。
    一接到比较高级精密的产品任务，我们有些同志动不动就仲出手来要高级精密的设备。前些时候，上级要我们试制一种比较复杂的新管子。要完成任务，在工艺和设备方面都有一定的特殊要求。新设备从哪里来？有人主张向上伸手。并且说：“现在要求高了，土设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自力更生，现在任务多，贡献也大，向上要点东西也合情合理嘛！”究竟合不合情理？发生了一场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贡献大了，派头大，口气大，这根本不合无产阶级之情，不合社会主义之理。过去我们厂，任务压顶不弯腰，土办法打掉了许多拦路虎，丢掉这个传统就是丢掉了无产阶级的苹命本色。我们党总支支特了后一种意见，并引导大家回顾走过的自力更生的战斗历程，批驳了在新形势下想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停步、回头的思想。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的贡献大了，靠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贡献大了，就不再喜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识提高以后，原来主张伸手向上要设备的同志，也和工人同志一起查仓库和跑废品商店，寻找废旧料。我们终于靠自己动手，造了一台一千
    五百吨挤压机，按期完成了武制任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
    厂的名声大了，“求”的人多了，在承担兄弟单位的协作任务时讨价还价，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发生。亠接到兄弟单位的紧急重要协作任务，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趁机捞点油水。有
    一水，有个单位要求我们试制一种新型号的钢管，时间紧，技术要求高。兄弟单位的同志考虑我们的现有条件，主动表示愿为我们提供些物质条件，答应给二十万至三十万元试制经资。我们有个干部听了很高兴，以为这是“送到嘴边的肥肉”，落得吃。他想用这笔钱翻造一下厂房，添些设备，把厂病得象个“样子”。另外有的同志也动了心。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到底该不孩吃？当时，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顾全大局，是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协作单位给我们一笔试制费，还不是国家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如果吃了这块肥肉，这与向国家仲手又有什么两样？我们能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去完成试制任务，就决不可以试制为名接下这笔钱另作他用。我们搞自力更生，要处处想到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后，我们决定不吃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谢绝了那笔试制费。发动群众想办法，只花几千元，就按期完成了那项协作任务。
    上面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千五百吨挤压机虽然没有向上要，二十多万元的试制费也没有向兄弟单位收，但暴露了我们头脑中块少长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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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又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这不是“熬”一阵子的权宜之计。我们的
    一些同志，之所以会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走了一段以后就停步回头，还是害怕艰苦、贪图安速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也是贪大求洋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我们要做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回头，就一定要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自力更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的基点在群众之中。条件由差到好，贡献由小到大，都是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斗的结果。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停步，不回头，就一定要象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去做，“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广大群众的千劲、智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就能使自力更生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本文作者是中共上海异型钢管厂总支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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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丑下》)“王者”是谁？他在齐国的时候曾这样表白自己：“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皆安。”还说：“如欲平洽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真是大言不惭，亦可见他是多么想为复辟奴隶制的一统天下大干一场啊！在历史的大变动关头，总有那么一批花岗岩头脑的人，把自己吹嘘为天赋之才，以抗拒历史潮流的汹涌前进，结果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孔圣人终日栖栖遑遑想复辟奴隶制，最后只能宣告自已的失败。孟子的命运也并不比孔子好一些，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但最后也是到处碰壁，以失败而告终。
    孔孟之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证“剥削、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理论，因而受到了历代反动阶级的推崇，成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圣经”。历史上，凡是那些妄图使历史倒退的复古派，都离不开孔孟之道。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从孔孟之道中拣了些破铜烂铁，铸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孔子、孟子死去已经二千多年了。但儿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新鲜经验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批判孔孟儒家还是吹捧孔孟儒家，与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着重要的联系。我们一定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善于识别各种学派和思潮。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这就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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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育随筆
    “有教无类”的实质是什么？
    江
    铭
    “有教无类”，这是孔子贴出的一张招生广告。乍一看这张广告，似乎孔老夫子主张“平等教育”。但是，只要一对它进行阶级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教无类”的实质是什么了。
    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孔夫子自己就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那么，“有教无类”是否包括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奴隶呢？不。在孔子看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劳动人民是根本不配受教育、问政治的。孔子为了替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制造理论根据，还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鼓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等于要劳动人民世代愚昧无知，好甘心情愿地替剥削阶级做牛做马。而且，孔子招生的学费极其昂贵，一开口就要十条千肉，这还仅仅是初次的见面礼。孔子家无负郭之田，但论吃则食不厌精，论行则一车二马，这些费用全靠贵族学生的供给。至于对那些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奴隶来说，不要说维持孔子的贵族奴隶主生活，就连这十条干肉也是决计拿不出来的。
    那么能够进孔家店的门槛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只要查一查孔子学生的家底就清楚了。他们之中有的是蚁隶主官僚子弟，如孟懿子、南宫适：有的是“家累千金”的大商贾，如子贡；更多的是“士”这个阶层出身的。颜渊算是孔子学生中最穷的一个，但实际上颜渊家里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仟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因此，不去做官食禄，也照样可以过不劳而食、鼓琴自娱的寄生生活。由此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纯粹是欺人之谈。
    在阶级斗争中，人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按照一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从这一点上来说，“有教无类”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曾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阶级关系发生大变动的时期，地主阶级蒸蒸日上，奴隶主贵族阶级日趋没落。“学在官府”的旧制度基本上已经瓦解，私家讲学日益盛行。各个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抓上层建筑，抓教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在鲁国和孔子同时讲学的，就有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少正卯。而孔子打出“有教无类”的旗号，也正是为了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争夺接班人，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后来孔子在鲁国上台执政，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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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更主要的还要看按照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学生，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孔子向学生传授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御，其中的核心是“礼”。“不学礼，无以立”。“礼”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作用是定亲疏、别责贱、决嫌疑、明是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宗法统治。孔子为了培养一批积极维护摇摇欲坠的虹隶制的死党，给学生定下了一条做官的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奴隶主阶级的信条办事，否则就不干。他的学生冉求在音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孙氏那里帮助季孙氏改革赋税制废，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是合法的。孔子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冉求背叛了周公之礼，号召其他学生对冉求进行围攻。另
    一个学生宰我，到齐国去当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死去，孔子大骂死得“可耻”。与此相反，紧跟孔子、崇拜殷周奴兼制的颜渊死了，孔子为之哭得死去活来。孔子到底要培养哪
    一个阶级的接班人，从他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来看，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列宁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我们从孔家店学生的成份，到孔子的教育内容，以及他所要培养的接班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教无类”的阶级实质，就是妄图在剥削阶级内部扩大教育范围，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服务。长期以来，刘少奇、陆定
    一之流为了反对党在教育领域里的阶级路线，抹杀教育的阶级性，到处张贴孔子这张“有教无类”的广告，胡说什么“有教无类”、“打破阶级界限”，今天的救育“还是有教无类'”。他们大肆宣扬超阶级的教育，目的是要在教育领域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个事实从反面告诉了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坚持从工农兵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孔子眼里的“好学生”
    刘元璋俞妙根
    孔子的学生有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最拔尖的是颜回。孔老二一提起颜回，总是赞不绝口，一口一个“贤哉，回也”。还说什么如果颜回有钱的话，他愿意去给颜回当管家。后来颜回短命天折，孔子伤心得仰天长叹道：“老天爷要我的命啦！”“老天爷要我的命啦！”
    孔子为什么这样欣赏颜回呢？原来，孔子衡量学生是有他的一套阶级标准的。且列举以下三条：
    第一，笃信周公之道，拥护奴隶制，反对革新。
    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为维持“礼”一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它是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孔子的“诲人不倦”，是要他的学生“克己复礼”，成为顽固的蚊隶制卫道士。谁若有半，点违反，就是大逆不道。比如，他的学生冉求积极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孔子便怒不可通，把冉求苹出门墙，直着喉呢喊：“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公然挑动学生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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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心目中的好学生颜回就完全不同。他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这套说教，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身体力行。有一次颜回问孔子：“怎样才是仁？”孔子答道：“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奴隶制统治秩序一礼的要求，就是仁。”颜回又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听了立刻表示：“我虽然没出息，但
    一定坚决照你的话去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颜回这样死心塌地拥护奴隶制，孔子自然要夸奖额回了。
    第二，师云亦云，整天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转。
    孔子这个人颇有点学阀作风，凡是学生中有提不同意见的，都难免要遭到孔子的训斥。他的学生宰予认为父母死了要服丧三年，旷日废阴，提出是否可只服丧一年。孔子听了便大动肝火，写宰予为不仁。而颜回就不同，他对孔子有言必听，说一不二。凡是老师讲的，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唯唯诺诺地一律照搬。这一点连孔子也承认：“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和疑问，象个木头人），额回“于吾言无所不悦”（颜回对我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心悦诚服的）。《论语》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次，孔子在匡这个地方遭到围困，颜回赶来迟到了一步，老夫子就光火了，一见颜回便骂：“我以为你早死掉了”。颜回对待孔子的漫写非但毫不反抗，而且战战兢兢地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真是活脱脱一副奴才祖。
    第三，关门读书，轻视生产劳动。
    在孔子这个奴隶主思想家看来，种庄稼之类的生产劳动是奴隶们干的活，是最没有出息的事。他经常向学生灌输：“君子谋道不谋愈。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翻来复去，无非鼓吹“读书做官论”。他的学生樊迟，仅仅问了一下农业生产的知识，惹得他指着樊迟的背影，“小人哉”、“小人哉”地骂个不休。对于这一条，颜回当然也是够标准的。有人曾经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颜回“好学”倒是亨实：“一箪食，一称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过，这样整天关在小屋子里死读书，健康难免要受影响，最后终于“不幸短命死矣”。颜回就是这样一个“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典型学生。
    剖析孔子所谓“好学生”的标准，可以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因此，什么样的学生才算是好学生？各个阶级有其自己的标准。孔子在政治上开倒车，要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当然就要培养象颜回那样“四体不勒，五谷不分”的奴隶制卫道士。但是，当时的劳动人民对孔子及其门下的这群寄生虫是十分厌恶的，骂他们是“丧家之犬”，是一群废物。因此，好学生的标准，说到底就是按照哪一个阶级的要求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过去，刘少奇、林彪曾经竭力鼓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用考分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宣扬什么“尖子散育”，这完全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无产阶级衡量学生的阶级标准。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这个问题上同一切传统的教育思想彻底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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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循循善诱”
    陈雪良
    孔子自命是“海人不倦”，他的学生颜渊跟着吹捧说：“夫子循循善诱人”。
    事情果真如此吗？拿孔夫子自己说过的“听其言观其行”来一对照，就完全戳穿了这套“诲人不倦”的谎言。有一次孔子讲课，学生宰子对孔子这套宣扬奴隶制的陈词滥调听厌了，干脆打起瞌睡来，孔子顿时大怒，指着宰子的鼻子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行也。”看，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那里有半点“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影子呢？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替宰子抱不平说：“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
    在孔子看来，老师说的话，学生就得听，不服也得服。因此，在孔子门下当学生，挨骂是家常便饭。“柴也愚，参也音，师也辟，由也暗”，这个孔圣人一口气就骂了四个学生，又是愚笨，又是迟钝，又是偏激，文是卤莽。学生樊迟想学种庄稼的道理，触犯了孔家店的学规，孔子就不仅拒绝教诲，而且大骂：“小人哉，樊须也！”即使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有时也难免挨写。一次，孔子“畏于匡”，颜渊因来迟了，孔子便破口大写：我以为你早死了呢！孔子讲学从来不准学生“问难”，更不允许提不同意见。学生在孔子面前，只准象颜渊那样“不违，如愚”（不提意见，象个木头人）。子路叫子羔去费县做官，孔子反对说：子羔还未学好就去参政，这是要害人的。子路不买账，说：治人事神，这就是学习，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是学习？孔子无言以答，就说：我就是讨厌你这种强词夺理的人。还是这个子路，
    一次问孔子：如果你治理国政，准备首先干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首先恢复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规章制度)但子路觉得这套办法迁腐得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孔子
    一听大为恼火，便骂，“野哉，由也”。当然，对那些敢于藐视周公之礼的学生，更是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动不动就扣上“不仁”的帽子，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如果说孔子对学生一点也不“诲”不“诱”，那也有点冤枉。问题是把学生“诱”向什么方向。就拿被孔子臭骂为“小人”的樊迟来说，当他向孔子问“崇德、修愿，辨惑”等修养经的时候，孔子就大为赞赏地说：“善哉问！”然后就“海”了一大通奴隶主阶级的处世哲学。因此，孔子的“诱”，完全是“循”着奴隶主阶级的道路，把学生培养成奴隶主阶级的接班人。对学生采取什么祥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反映了一定的师生关系，即阶级关系。孔子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奴隶主的统治秩序，就必然要求他的学生盲目地服从他，不仅正确的要服从，错误的也要服从。在孔家店里，孔子训斥学生是天经地义，而学生“问难”则是悖礼犯义。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反映。学生一进了孔门，不仅要挨骂，除了那些拿得出很重的资见礼的责族学生如南宫适、子贡等人外，都要替孔老夫子服役奔走，如赶车、饲马、当保镖等等。就连吃饭，也是“有酒食，先生馔”，非得让孔子先吃不可。有一次颜渊先吃了一口粥，就遭到了孔子的不满和训斥。因此，孔子的所谓“循循善诱”，说穿了，无非是一块为了抢盖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关系的遮羞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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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传记
    孔子
    传
    刘修明
    出身没落奴隶主家庭，立志恢复周礼
    公元前五五一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孔纥的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孔子。孔子名丘，别名叫仲尼，由陬邑附近的尼丘山而得名。“仲”是老二的意思。孔丘有个哥哥，他是老二，所以大家又叫孔丘为孔老二。
    孔子祖先原是宋国人，是殷代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孔子的老祖宗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都是宋国的奴隶主贵族。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倾轧，孔子的曾祖父逃到鲁国避难，从此成为鲁国人。
    出生在破落奴隶主贵族家庭的孔子，三岁死了父亲。他的母亲带着他移居到鲁国国都曲阜，生活很穷困，被人看不起。但是，家庭教育却告诉他是殷代奴隶主贵族的后代，老祖宗很了不起。孔子在童年时常常用小碗小盘之类的东西作祭器，练习向贵族祖宗行礼的玩艺儿。他从十五岁起，就下决心学习周朝礼乐和文武之道，以便将来光宗耀祖。他学习周礼，学习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当时叫“六艺”），成为一个所谓“博学多能”的人，开始有了一点名气。孔子十九岁早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鲁国国君昭公特地送了一条鲤鱼给孔子，表示祝贺。孔子受宠若惊，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别号伯鱼，希望他有朝一日“鲤鱼跳龙门”，重振祖威。
    孔子切望巴结有权势的人，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有一次，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季孙为了笼络人心，举行宴会，招待社会名流。孔子认为自己是贵族后代，也赶去季孙家参加宴会。他刚踏进季孙家门，就被季孙家臣阳虎吆喝住了：“喂，小子！今天是招待有地位的客人的，不是招待你这种叫花子的！”孔子象当头挨了一棒，气得无话可说，只得愤愤地退下阶来。他开始意识到，季孙、阳虎这些人得势，自己就要倒霉。
    要光宗耀祖，就要有地位。因此，孔子很想当个官儿。到了二十六、七岁，总算当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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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官。一回是当“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孔子不嫌官小，说：“我要把牛羊养得大大的！”一回是当“委吏”，就是仓库会计。孔子说：“我管账要不出一点差错儿！”真是官迷心窍。
    奴隶主旧贵族一眼就看上了孔子，把维护奴隶制的希望寄托在孔子身上。有个旧贵族叫孟僖子的，临死前还叫自己的儿子及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叫他们向“圣人之后”孔子学习殷周礼制。
    孔子做梦都在向往周公，很想直接到周都洛阳去观礼，并向在那里当周朝史官的没落奴隶主思想家老子讨教一番。通过南宫敬叔的关系，鲁昭公满足了孔子的要求，给他们各了马车和御夫。启程的那天早晨，孔子高兴极了，他爬上马车，正襟危坐，一声鞭响，车后扬起阵阵黄尘，哒哒向洛阳驰去。
    孔子在洛阳参观了周朝的文物制度，又去拜访了老子，讨教关于周礼的问题。老子感到孔子对全盘恢复殷周奴隶制的那一套想法过份迂执，和自己复辟奴隶制的想法不一样，就告诫他说：“时势顺当，可以乘华车，穿官服，生不逢时，就马虎点吧。你架子太大，要求太高，恐怕要碰钉子的”孔子执手恭听，但听不进去。回到鲁国后，他对学生说：“老子啊，就象云里雾里的龙一样，叫人真没法捉摸！”
    不管怎样，孔子还是打定主意，照自己的主张干下去。
    反对社会变革，咒骂奴隶起义
    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无数次的奴隶起义猛烈地冲击着奴隶制统治的基础。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多少象孔子一样的奴隶主旧贵族世家衰落了。最大的奴隶主周天子的权威徒有虚名。本来只有周天子召诸侯的，但这时诸侯却可以把周天子召来训话。新兴地主阶级则用各种方法争取人心，竭力把奴隶变为农奴。齐国的田成子用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干脆杀掉了齐简公。那时，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的事层出不穷，奴隶制“礼治”的统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孔子对这一切都很恼火。他惊呼：“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由来已久了，要提防，要想办法啊！”
    鲁国三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一孟孙、叔孙、季孙，势力增长很快，不把国君鲁昭公放在眼里，后来干脆把昭公赶到齐国去。季孙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家臣，现在竟敢动用周天子的礼乐，用六十四人在家庙里神气活现地作乐起舞。祭泰山，原来也是周天子的事，可是季孙照样去祭了泰山，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孔子对季孙等人的“僭越犯上”的行为，火冒三丈，他愤愤地骂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鲁国国君失权，他忧心仲仲，说：“鲁国国君经济权失掉已经五代了，政权到大夫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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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经四代了。这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
    孔子三十九岁那年（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把法律俦在鼎上。孔子听到这事，非常反感，他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象什么国家？”
    孔子对奴隶起义，更是痛恨入骨。公元前六一三年，郑国奴隶大暴动，占据崔苻的地方。有个叫游吉的奴隶主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杀光了所有的奴隶。孔子评论这件事说：“好，杀得好！对奴隶太宽了，他们就要造反；现在严厉镇压，才能斩草除根！”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反对革命、死心塌地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
    逃奔齐国，鼓吹“礼治”
    孔子本想在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由于季孙、叔孙，孟孙三家造反而破了产。鲁昭公在鲁国站不住脚，逃到齐国去了。怒气冲冲的孔子也尾随主子之后，跑到了齐国。
    齐国是东方大国，农业发达，又有鱼盐之利，奴隶主贵族势力很强大。早在五年前，齐景公访问鲁国时，曾向孔子请教：“秦穆公国小地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但志气大；地虽偏僻，但办事有办法。秦穆公重用了百里奚，很有希望统一中国，目前称霸还是小事，”孔子的意思是要景公能象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一样重用他，在东方复兴奴隶制，对抗西方的秦国。
    如今，孔子来到了齐国，齐景公是多么高兴啊！景公迫不及待地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便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维持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正名”理论，景公听了连连赞叹说：“对对对！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那么，即使我有满仓的大米，我也吃不成饭啊！”景公一高兴，就要把尼豁地方的田地赏赐给孔子。前些日子，齐景公还请孔子欣赏了齐国的“韶乐”，据说孔子听后，曾兴奋得三个月不想吃肉。现在，又得到景公赏识，孔子是多么得意啊！他满以为可以在齐国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但是，齐国政治家晏婴却打破了孔子的美梦。他对景公说：“孔丘这帮儒生，只会讲漂亮话，因循守旧，不照新制度办事。他们已经破落了，还自以为了不起，到处乱跑，招摇撞骗。用这种人必定坏事。周王朝已经衰落了，老一套礼乐制度也早已不中用了。孔丘还要搞这套一辈子也学不完的迂腐繁琐的礼乐，如果用他，对齐国一点好处也没有。”晏婴的话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压力下，齐景公不敢重用孔子了。当景公再见孔子时，就不再问什么，找了一个借口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听了，一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瘪掉了。特别是齐国新兴的地主阶级认为孔子赖在齐国是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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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准备杀掉这个惹是生非的鲁国人。孔子吓坏了，身家性命要紧，他急忙收拾行李，溜回了鲁国。
    堕三都，杀少正卯，实行奴隶主阶级暴政
    阔别多年的鲁国，仍然是大夫掌权的局面。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和仲梁怀相互争权。孔子对这帮“僭离于正道”的“乱臣贼子”恨之入骨。他既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好在家里一面修订殷周的诗书礼乐，一面开始收罗门徒，进行讲学。
    但是，孔子这个官迷一天不做官日子就不好过。所以，当公山不狃以费为据点反对季氏，请孔子出来当官时，孔子又动心了。他的学生子路问他：“你天天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公山不狃不也是犯上作乱吗？你给他当官不是助纣为虐吗？”孔子回答说：“周文王，周武王曾以丰、镐两个小城为根据地，建立一个王朝，我难道不能以费城为据点，建立一个新的东周王朝吗？”但是，公山不狃是不会让孔子重建东周王朝的。孔子当官的迷梦很快就破灭了，他只好重新回去教书。时光如逝，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孔子已是五十岁的老头子。他长长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五十岁了，事情办不成，就是因为命啊！”然而，五十岁以后，孔子忽然交了好运。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受到挫折，阳虎逃往齐国，公山不狃费城举事失败。以鲁定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重握大权，重用了孔子。孔子先当了鲁国首都市长一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司空（工程部长），再由司空升为司寇，即警察总监兼司法部长，后来又代理了宰相职务。
    孔子上台后，蠢蠢欲动，立即为维护奴隶制干了两件事。首先是削弱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一“堕三都”。
    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等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并没有被剪除干净，他们各霸一方，划地为城，继续对抗鲁国的旧贵族。季孙的鄢都，叔孙的费都，孟孙的成都，是鲁国奴隶主贵族的心腹患、眼中钉。孔子对当时鲁国国君定公说：“照老规矩，大臣不能私有军队，大夫不得有五里大小的城池。”他认为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威，非把三都堕毁不可。他唆使子路先攻毁了部都，又攻毁了费都。成都比较坚固，攻了几个月攻不下来，只好作罢。三家新兴地主阶级两家被暂时削弱了。孔子因此飞黄腾达，得意洋洋，穿着绚丽的朝服，佩着周身的玉器，傲慢地出入于朝廷，过着奢侈的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其次，镇压地主阶级革新派一杀少正卯。
    少正卯是鲁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在鲁国影响很大。他讲述革新主张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把孔子的学生全都吸引过去了。孔子对少正卯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要除掉这个政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孔子立即把五条罪状加在少正卯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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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古今之变，是个危险分子，二、不走正道，偏要固执地实行革新；三、花言巧语，把革新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四、广泛搜罗奴隶制统治的丑恶现象，五，大肆宣扬反对奴隶制的理由。孔子专横地认为，少正卯每一条罪状都可以杀头。最后，终于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罪名把少正卯处死。这就是他当司寇不到七天干的一件“仁政”。当时人就评论说：“孔子为政必霸”。杀少正卯，充分说明，这个整天把“仁”挂在嘴上的孔子，只要一上台，就实行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但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决不能容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鲁国逃到齐国去的地主阶级分子和齐国的地主阶级势力联合起来，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奴隶主旧贵族当作共同的敌人。他们用离间鲁定公和孔子的关系的办法，瓦解鲁国的奴隶制统治。鲁定公果然中计，从此对孔子冷淡下来。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趁机壮大了力量。孔子预感到前景不妙，只好辞了职，带着弟子离开鲁国，梦想在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周游列国，到处碰壁
    孔子带了七零八落的一帮人，仆仆风尘，首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按照鲁国的标准给孔子吃用，一斗粟也不多给。灵公又怕孔子搞阴谋，还派了警察监视他。孔子受不了这个罪，住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卫国。临走前，他破口大骂卫灵公“无道”。
    孔子仓惶出走，在匡的地方和学生们离散了。匡地的人把孔子包围了五天。最后经过谈判，讲好条件，不许再返回卫国，才放孔子走路。
    孔子一伙来到了黄河边上，面对汹涌的波涛，怅然地西望晋国，心想：“也许晋国的赵简子能收容我吧？”但不久，就得到赵简子杀掉赵国两个旧贵族的消息。孔子吓慌了，不敢入晋。他限看黄河之水滚滚东流，长叹一声：“天哪！我不能过黄河，大概就是我的命吧！”
    晋国去不成，最西边的秦国当然更去不成。孔子栖栖遑遑到处奔跑，安想维护奴隶制，恰恰就是丢掉了以后完成地主阶级统一大业的秦国，真是拣了艺麻，丢了西瓜。但就是去了秦国，恐怕也要被驱逐出境的。
    结果，孔子只好厚着脸皮重回卫国。卫灵公讨厌他又来讨饭，灵公的老婆南子还故意侮辱这个东奔西跑、连席子都坐不暖的老顽固。有一次，灵公故意问孔子：“你说说，怎么打仗？”孔子说：“我不会打仗，我只会行礼。”灵公不睬孔子，抬头看天上飞的大雁。孔子好不伤心，回家击磬（一种石制乐器），边敲边哭边唱，被一个过路老头子听到了，老头说：“击磬的倒是个有心人，只是太固执，太不识世务了！”
    卫国米饭吃不成，走吧，到宋国去。一天，孔子和学生们正在大树下休息，行礼，宋国司马桓魋赶到了。桓熊是宋国新兴地主，被孔子骂过，如今孔子自己找上门来，当然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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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他叫人砍掉大树，还要杀孔子。孔子吓得拔脚就跑，一边嘟嘟囔囔地说：“我是有天才的，不怕他杀我。”
    这以后，孔子又去了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但到处是“天下大乱”，没有孔子立脚之地，谁也不理睬这个老顽固。到处游说的孔子，朝见各国国君的时候，手执圭板，不高不低，谨敬之极；面容似乎有些恐惧，举足迟缓，一副可怜相，活象一条藏皮狗。
    次，孔子路过陈、蔡，被当地新兴地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有些学生还害了病。孔子伤心地弹琴唱歌：“我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如今流落荒野，是什么理由？”子路叹口气，说：“大概是我们不仁。”子贡摇摇头，说：“老师理想太高，世上行不通。”孔子对这两个学生的答复很不满意，把他们阿斥了出去。还是他的得意门生颜渊说得好听：“老师理想是高，所以天下不相容。我们有主张，他们不实行，是他们的耻辱。他们不睬我们，更显得我们伟大！”孔子听了颇中心意，饿着肚子高兴地说：“说得对，颜家小子！如果你有钱有米，我一定给你当账房先生！”
    孔子到处吹牛，说什么“谁重用我，三个月给他成绩看！”但是，谁也不相信他的牛皮。楚国有个“狂人”接與对他唱道：“凤啊，凤啊，你为什么如此狼狈？你做错的，我不劝你了；你没做的，就不要做了。”又有一次，有人对孔子唱了一首渔歌：“沧浪之水清清，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混浊，用来洗我的泥脚。”劝孔子不要蛮干。但孔子半点也听不进去劳动人民对这个顽固派，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在郑国，孔子和弟子失散了。孔老二孤零零蹲在城东门怅望。一个郑国百姓看见子贡在找人，就对他说：“你找人吗？城东门正有一个古怪老头，象丧家狗似的蹲在那里呢！”子贡找到孔子，把郑国人的话告诉他，孔子哭笑不得，说：“是啊，是象条丧家狗啊！”又有一次，孔子迷了路，叫子路向两个农民长沮、桀溺问路。长沮、桀溺奚落了孔子一顿，不告诉他怎么走。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又失散了，子路向一个拄拐杖、背柳筐的老农问道：“你见没见过我的老师？”老农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1”在劳动人民眼里，孔子只是一个意家伙、寄生虫。
    到处乱窜，到处碰壁。“周游列国”的孔子，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重返鲁国，阴谋颠覆新兴地主政权
    孔子在外奔波了十四年，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他想回鲁国。由于吴国势力扩张，威胁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得到孔子某些学生的帮助度过了难关。孔子听到这事，手舞足蹈地说：“有回国希望了！有回国希望了！”在学生冉求的帮助下，孔子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重新回到了鲁国。
    孔子回到鲁国，仍然坚持没落奴隶主的反动立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都站在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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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他对握有实权的季康子视若仇敌。鲁哀公向他问政，他说：“要任用正直的人，斥退奸邪的人。”他认为季康子就是“奸邪的人”。季康子要实行田赋制度，向他问了三次，孔子拒不回答。他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极为仇视。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康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使季氏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孔子知道这事后，大发雷霆，煽动学生说：“冉求这小子不是我的门徒，大家可以敲着鼓，狠狠地去揍他一顿！”季康子财富增加得又快又多，怕人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挖苦说：“这是你贪得无厌的结果，否则，你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季康子主张用法治来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孔子跑去训斥他说：“你当政为仆么要杀人？你用德治，老百姓就好办了！”孔子痛恨整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狠狠地骂道：“苛政猛如虎！”
    孔子一天也没有放弃复辟的幻想。一天深夜，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还在坐等。他问冉求：“为什么回来这么迟？”冉求答：“有政事。”孔子说：“什么事，讲给我听听。我虽不能从政，但我都要知道，”他象猎狗一样地注视着地主阶级的一举一动，窥测方向，伺机复辟。
    炮制“仁”与“礼”的复辟奴隶制理论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到处宣传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仁”。
    什么叫“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
    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是什么？孔子回答说，“仁”就是“爱人”。
    真好听，“爱人”！一切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爱”吗？不，孔子的所谓“爱人”，只是要奴隶、新兴地主阶级去爱没落奴隶主阶级，服服贴贴接受奴隶制的统治。对奴隶、对新兴地主阶级，则根本谈不上这种“爱”。他不是说屠杀奴隶很好吗？不是杀了少正卯吗？又有一次，仲弓向孔子请教“仁”的涵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谁提这样的要求呢？当然不是奴隶主贵族，而是要求奴隶、新兴地主阶级不要“犯上作乱”，自觉地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
    有一次，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能够做到恭敬、宽宏、信用、勤敏、慈惠这五种道德的，就是仁了。”按照孔子的解释，恭，可以不受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侮辱；宽，可以麻痹奴隶的斗志；信，可以欺骗奴隶为奴隶主服役；敏，可以提高剥削奴隶的效率；惠，可以笼络，摆布奴隶。孔子还说，“仁”还必须有“勇”，只有凶狠地对待奴隶，才能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仁”，实质上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哲学，是掩饰奴隶主反革命专政的遮羞布，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专政服务的。
    有一天，颜渊问孔子：“怎样达到‘仁'呢？”孔子答复说：“抑制自己的欲望要求，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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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达到仁'的境界了。”颜渊又问，“礼'包括那些纲目？”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事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讲，不许做。”
    孔子所说的“礼”，是指殷周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典章制度。他说的“复礼”，就是复辟西周奴隶制。他赞美周公，赞赏西周奴隶制的文物制度，常常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是主张周朝的。”孔子强调要恢复“礼”的政治内容，即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子认为，一旦“礼治”恢复了，唆使奴隶就容易了。他说：“天下有道的话，制礼作乐和出兵的决定都由天子，天下混乱，制礼作乐和出兵的决定便由诸侯。”所以，他要大骂地主阶级破坏“君臣父子”的奴隶社会统治秩序是“僭越犯上”，是“非礼”。
    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立国之本，还是奴隶主阶级做人的标准。有一天，孔子在院子里散步，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子把他喊住，问道：“你最近学‘礼'吗？”孔鲤说：“没有学。孔子训了他一顿：“不学‘礼’，怎么做人？”孔鲤退而学“礼”。又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种菜。孔子说：“我不会。我不如种田的，也不如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骂道：“樊迟真是个小人！统治者只要重视礼治'，那么奴隶就不敢不橄畏，四面
    八方的奴隶就只好背着他们的小孩来接受贵族的统治，何必要自己种田呢！”
    但是，除了他的儿子和几个学生听他这套说教外，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那一套。所以，孔子只好率领学生们在庙堂里行“礼”作乐，过过“礼治”的瘾了。
    聚众讲学，利用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复辟活动
    孔子天天梦想复辟，结果化为泡影。如今年老力衰，周公也梦不见了，要象过去那样奔波更是力不从心，于是就想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辟。他说：“难道只有做官才算搞政治吗？不！只要能发生影响，就是政治。”一个长远的、阴险的计划在他脑子里酝酿，这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宣传、鼓吹奴隶主的思想文化，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准备复辟。长期以来，孔子早已在从事这项工作。他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一包秕糠，但他的名声很高。到了晚年，就专门聚徒讲学，为政治上的复辟活动作舆论准备。
    孔子用“学而优则仕：”的欺骗宣传在各国广泛招收学生。凡能交纳十条腊肉做学费的，“有教无类”，一律收录（但是，奴隶是交不起十条腊肉的，所以，还是“有教有类”），把他们培养、改造为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孔子一共收了三千名学生，在曲阜杏坛讲学。他从政治、思想、军事上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奴隶制教育，规定学生只能学习奴隶主贵族的礼、乐、诗、书等课程，其中尤其注重“周礼”。他看中的“高材生”有七十二名。对于违背他的奴隶制教育方针的学生，他就斥之为“小人”，例如樊迟等人。孔子训练出来的许多儒生，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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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中，起了十分显著的反动作用。秦始皇坑掉的四百六十个儒生，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
    孔子还借修订历史典籍为复辟奴隶制作舆论准备，他修订“六经”，特别是修订《春秋》(鲁国史书)，怀着阴险的政治目的。他借修订《春秋》，“正名分，寓褒贬”，美化奴隶主，斥骂新兴地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表现了没落阶级垂死挣扎的反动本性。孔子自己招供：“后代人了解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但是，笔削的历史掩盖不了奴隶制社会崩溃的真相，也挽救不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
    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
    孔子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修完《春秋》，已经七十岁了。这一年，他五十岁的儿子孔鲤死去，老头子痛哭了一场，有点麻木了。
    孔子七十一岁时，有人打猎捉到一只有角的动物，孔子赶去看，大叫起来：“这是仁兽麒麟啊！仁兽被人捉住了，这是凶兆，世界怕要毁灭了！”说罢，不禁嚎啕大哭。
    真是多事之秋，祸不单行。同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对他的复辟奴隶制的“真谛”学得最透的颜渊又死了。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连声惨叫：“天老爷要我的命了！天老爷要我的命了！”
    孔子七十二岁时，同他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共患难四十年的学生子路，在卫国的一次政变中被杀，身体被砍成肉酱。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叫人赶快把厨房里的肉酱盖起来，免得看见伤心。
    复辟幻想的破灭，使孔子陷入穷途末路。学生们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子贡、子夏，曾子等几个人。孔子反复地说：“我的‘道'完了我的道'完了！”但是他死不改悔，顽固地说：“不怨天，不尤人，天老爷最了解我！”
    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的春天，曲阜城里，春光明媚，柳树成荫。但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子已卧病不起。他看不见万机盎然生长，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一天清晨，孔子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了一根拐杖，倚在门口。好久，子贡才来看他，他对着子贡说：“赐（子贡别号）啊，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啊1”说完，长叹一声，唱起了自己的挽歌：
    太山就要倒了！梁柱就要断了！哲学家啊，也要象草木一样枯萎了！唱完，眼泪鼻涕一大把，白胡子沾得一塌糊涂。
    七天以后，孔子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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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读苏修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有感
    方泽生
    得悉最近莫斯科隆重上映电影《礼节性的访问》，把剧本拿来一读，才知是带着“礼节”去“访问”某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这就不免很有些感想了。
    地中海从来是不平静的。当资本主义来到世间，地中海就横行起冒险家们虏掠和贩运黑人的船只。资本主义一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就在紧靠地中海的巴尔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一一法西斯武装侵略西班牙的战争，也发生在这个区域。但如今人们大概可以放心了，因为勃列日涅夫曾经在他们的“二十四大”上作过一个美妙动听的保证，“使地中海变成和平与友好合作之海。”
    我们面前的这个剧本，创作在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又是以访问地中海为题材的，当以“和平与友好”为主题那是不待说的了。从重重的礼炮，到轻轻的碰杯，中间堆满了鲜花、笑脸，煞是一番热闹。但使人费解的是剧本头里的一段描写：“一艘苏联火箭巡洋舰在舰队驱逐舰的伴随下，开进了地中海的一个港口，”还有结尾的一段描写，“火箭队已淮备好战斗”。随着“目标命中”的欢呼声，地中海上空“升起烟柱和火光”。
    鲜花和火箭已经不那么“和谐”了，“礼节性的访问”与军事演习就更加显得不协调。于是，不禁使人想起了昨天的地中海的一幕。
    一七七○年，地中海上也出现了来自同一个国家派出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欧洲，开进地中海，靠上希腊海岸。他们用大炮一举全歼了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叶卡捷琳娜二世很坦率，她在给舰队最高统帅奥尔洛夫的来往信件中明白说出，她派“波罗的海舰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在地中海建立基地，取代土耳其而成为希腊群岛的“主人”。
    在这里，老沙皇的舰队并没有想到要用“鲜花”与“微笑”，但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就有点不同。一八九五年，老沙皇的“太平洋舰队”来到了中国胶州洲湾，就表现为相当“亲热“的“访问”。他们先是要求暂在那里“过冬”，不久，就成了胶州湾的“常客”。过了两年，德国皇帝派来的军舰，也开进胶州湾“游览访问”。就在那一年，德国舰队与沙皇海军合谋，占领了胶州湾。
    老沙皇两次不同的出海，不仅说明了时间的推移，尤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历史的前进。当资本主义的“商船队”刚征服土著民族的时候，被征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老爷手掌中的一群“会说话的牲口”，稍有“不轨”，即可任意吊上桅杆，抛进大海，何需讲什么“礼节”！然而，资产阶级的吃人“文明”，却教育了人们，引起了奴隶们的反抗：奴隶的反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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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奴隶主们懂得，再靠老一套，就越来越不能随心所欲。掠夺者不得不变得更加“文明”，对被掠夺者讲究起“礼节”来了。在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于是，原来人们所熟悉的“老刀牌”式的狰狞面目，为“和平与友好”的翩翩风度所代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方面，新沙皇同样远胜它的祖辈。
    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火箭和鲜花看来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在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光靠火箭太暴露强盗行径，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光有鲜花，没有实力做后盾，人家不买你的账。这一点，剧中的海军大尉说得很清楚：火箭巡洋舰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火箭巡祥舰载着鲜花和微笑，一何况“微笑”也是一种武器，用剧中人的话来说，叫“并不是一种最坏的武器”。
    然而，鲜花和微笑本身，并不会在垄断资本集团的账面上增添什么，一切政治活动都可以最终在经济上找到原因。在老殖民主义者眼里，地中海就是黑奴和黄金的代名词。在今天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些新殖民主义若眼里，地中海不仅是几个大陆交界的枢纽地带，而且还是贯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要道，有着丰富的石油宝藏，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多么诱人的地中海啊！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有过一个甜蜜的梦想：如果能够为俄国在地中海“拿到一个港口”，那就是“为将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继承着老沙皇的“将来”的勃列日涅夫，是深知叶卡捷琳娜的心思的，但他的胃口决不止于“一个港口”，而是象《消息报》得意洋洋的宣称的那样：“不，我们在地中海决不是客人！”苏修的国防部长是深知勃列日涅夫的心思的，因而紧接着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大”的讲话，就急急忙忙访问了地中海的苏联舰队，塔斯社特意点出，他“主持举行了讨论分舰队当前任务的会议”。接着，他又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摆出一副霸主的姿态夸耀：“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威严的力量。它无愧地代表国家行驶在世界各大洋。”
    电影剧本的作者也是深知勃列日涅夫的心思的，因而特意把这样的台词强加给一个苏联水兵：“做梦也想到地中海！”于是，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苏联的火箭巡洋舰开进了地中海。但切莫误会，巡洋舰带来的除了礼炮和酒杯，就是鲜花和微笑，都是绝顶纯洁的“友谊”。至于那火箭，谁不知道其制作原理是由节日放的礼花发展来的，既然它的祖先是礼花，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礼节”。
    这种“礼节”和“访问”之可贵，当然不限于鲜花和微笑，据说，苏联的火箭巡洋舰还在地中海传播了救世的箴言哩！
    随着“访问”活动的深入，电影把观众带到一座在一千九百年前被维苏威火山所毁灭的古城一庞贝的废墟，从此银幕上断断续续地出现“戏中戏”，不时让观众进入一千九百年前的庞贝古城
    在排练“戏中戏”时，一个胖呼呼的演员提出一个傻呼呼的问题：“是历史剧还是着跟于今天？”剧作者明确回答：庞贝，这是“当代的世界”。使庞贝古城毁灭的维苏威火山，既可以比喻为“核弹”，也可以比喻为“政变”，总之是“那些对人类带来威胁的东西”。
    很明确：庞贝就是“当代的世界”。也就是说，今天象庞贝古城那样的毁灭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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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威胁着全人类。谁能够，谁有力量挽救人类于即将毁灭的瞬间呢？这就是隐藏在鲜花和微笑背后的真实的主题。
    庞贝古城在行将毁灭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居民，除了一群不知灭顶之灾将至而依然是浑浑噩噩的昏虫，就是一批利用这种“世界的末日”为自己牟利的混蛋。这时，预言世界末日的“先知”一“一个外国人”出现了！他不顾个人安危，向全城的居民发出了警告。由于他的警告，庞贝城的大部分人得到了拯救，在这样一次毁灭性的灾难中，只死了二千人。而这个“外国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多一再过一百年还是这样”。不仪如此，更令人惊服的是他为人类做了这许多好事之后，是“不抱怨，也不等待感谢”的。伟乎哉！人类的数世主！
    这个“救世主”是谁？剧作者作了巧妙的安排：他是与剧作者同国籍的。这就差一点指名道姓地告诉你了：他就是勃列日涅夫。
    但是，聪明的作者，你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疏漏：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是要毁灭人类的“维苏威火山”？没有明确的回答。说是“核弹”，大搞核讹诈的不正是你们一两个超级大国吗？说是“政变”，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到处策动反革命政变的不又正是你们一两个超级大国吗？
    刷作者神秘地耸耸肩膀：“这是整整的一部哲学！”哦，我们终于懂得了：这的确是一部不便明说的哲学，即强盗加骗子的哲学，一两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的哲学。先是向你大喝一声：世界要毁灭了！慌乱之中把你家里的东西抢个精光，接着就迫使你躲进他的核保护伞，再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去争霸世界。关于这一点，剧中一位作为东道主的贵妇人泄漏了天机：“当人们说，为什么苏联人要待在地中海？这…全是胡说！请问，那美国人又为什么呢？”既然他可以来，为什么我不可以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嘛！你看，轻轻几笔，一副殖民主义者掠夺，压迫弱小民族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末了，有一个插曲。儿乎在《礼节性的访问》隆重上映的同时，苏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押在海神三叉戟上的赌注》的文章，索性撕下脸皮，来一个“论资排辈”，公开说要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你看，一面说：“俄国在彼得一世时，也就是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伟大的海上强国了”。一面又说：早在一八六二年十月，俄国外交部长就向美国公使宣布：“只有俄国从一开始就支持你们，并且以后还将支持你们”。这不是把他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的丑恶嘴脸描绘得维妙维肖了吗？地中海，正是这两个赌棍的一个赌场。这使我们自然地想起一则童话：两个各霸一方的“绿林好汉”，突然同时光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于是发生了微烈的争执。双方都破口大骂：“既然你可以来抢，为什么我不可以抢？”“好汉”们争的结果怎样，记不清了。不过，确实无疑的是：那家村民遭了殃。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坚定地指出：要制止沙皇政府的侵略战争，只有用革命推翻沙皇，“昨天的历史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列宁说得多好啊！地中海的斗争也必然是这样。只有人民起来赶走新老殖民主义者们的侵略势力，地中海才有安宁之日。昨天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更将向我们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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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故事梗概
    苏联黑海舰队的一艘火箭巡洋舰在驱逐舰护送下访问地中海意大利某港口，受到意大利官方的欢迎。一批苏联军官上岸参观庞贝古城的遗迹。这个城市约在一千九百年前被七公尺厚的维苏威火山灰所掩埋，二万八千多居民中有二干人遇难。在参观过程中，海军大尉格列鲍夫着上了当向导的姑娘留契娅，临别时约她第二天晚上相会。
    这天，市长举行招待会宴请苏联舰队人员，出席的还有当地社会名流和英、法、土耳其等国舰队代表。首先，市长致欢迎词说：“我们很高兴，在你们军舰的武器中有这样真诚的微笑和善良的感情。请相信，这在我们这个不平静的时代里并不是一种最坏的武器，”接着，苏联海军上将在致答词中表示，他很高兴能在这不平静的时代肩负着友好的使命来到这里。双方讲话以后，人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上了年纪的阿马尔菲夫人向苏联军官表示欢迎他们到地中海来，并认为有些人对苏联人待在地中海的指责是胡扯，“请问，那美国人又为什么呢？”她还说：“你们应当互相平衡我为俄国人干杯！”说完把杯中的香槟酒一饮而尽。格列鲍夫和娶过俄国老婆的斯坎契蒂先生交谈。斯坎契蒂告诉格列鲍夫说，他有两个儿子，都是革命者，“一个拥护毛泽东，威胁着要炸毁一切，另一个经常组织罢工”。格列鲍夫说：“这可真糟糕！”一个女记者向格列鲍夫问道：“有一度你们的舰队称为红色的。红军，红海军，…现在改变颜色了吗？”格列鲍夫由辩说：“我们没有改变颜色，这个颜色照旧是红的，”女记者又问：“如果在地中海的
    玉
    某一个国家发生了革命，你们的舰队会来帮助吗？”格列鲍夫回答说：“我不知道。”女记者又追问道：“但
    西
    是如果共产党人请求你们去帮助呢？”格列鲍夫冷笑一下说：“您在套我上钩。要是我回答您说‘是的’，明天您的报纸就会说我们输出革命；而如果我说不'，您就可以说我们背叛革命，出卖阶级兄弟！对不对？”正说到这里，那位阿马尔菲夫人跑来要求跟一个她认为是最漂亮的苏联军官照相。那位军官受笼若惊，立即欣然答应。不久招待会也就结束了。
    第二天晚上，格列鲍夫在康达可夫少校的陪同下如期赴约。留契娅果然已在广场上等候。他们在跳舞场鬼混了一阵子后又到酒吧间喝酒。在酒吧间的另一角，一群留契娅称之为“极左派”的当地青年人齐声高喊“无产阶级专政”1接着又喊出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盟”，“可耻”等字眼。后来，一个青年指着苏联军官的鼻子指责说：“你们的人已经不再考虑革命，只考虑过好日子，坐小汽车！你们的革命意识到哪里去了？你们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啦！”另一个青年也骂他们只想过舒服的生活，害怕战争。格列鲍夫和康达可夫申辩他们不怕战争，但是不要战争，因为他们还记得战争的情景和战争的代价。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权过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对人类所做的贡献比世界上任何人要多。接着，他们还谈起了氢弹的威力。青年们开始毫无拘束地向苏联军官要烟抽。临别时，一个蓬头青年微笑着伸出手与格列鲍夫握别。
    格列鲍夫爱好文艺写作，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因此，他决定根据这次访问所得的印象和有关资料写一部剧本外国人和留契娅（这个剧本的内容，作者穿括写在格列鲍夫舰上生活的片断中。为便于叙述，我们把它集中在梗概的第二部分一泽者)。于是，就在苏联军舰启程返航期间，格列鲍夫在舰上工作之余开始写作。有一次，格列鲍夫在舰上给水兵们上课，发现一个名叫柯西茨基的小伙子嫌海上生活枯燥，向往服役期满后自由自在的工作和成家立业，还劝格列鲍夫当个职业作家，何苦在这个“罐头”(指军舰)里受煎熬。格列鲍夫批评了他，指出职责感会给人带来愉快和满足。可是，不久以后，当格列鲍夫上岸休假看到柯西茨基复员后在工厂工作，并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时，心里有点羡慕。但柯西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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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诉苦说，他复员后，人在岸上，心还在海上，“做梦也想到地中海1”这时，格列鲍夫写的剧本已经完成，他趁这次休假，到刷院去帮助排练。
    一天夜里，巡洋舰装上火箭又出发了，这次是开往公海进行实弹演习。一声令下，水兵们按动电钮，就命中“目标”。远处火柱冲霄而起，一艘军舰模型立即燃烧起来。对空射击也弹不虚发，被击中的“目标”曳着一条长长的黑烟从那看不见的高空云端掉了下来。
    在海上继续航行两个月后，巡洋舰终于返航归来。格列鲍夫在街上看到了自己编写的戏刷上演的海报，连忙赶往剧场，只看到最后一幕。散场后，一个演员问他是否能离开舰队从事创作。格列鲍夫笑着说：“那么淮来保卫你们呢？”继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前火箭巡洋舰比任何剧本更有说服力！”不几天，巡洋舰就又启程远航，
    《外国人和留契娅》的梗概
    一个穿黑色短技肩的外国人安德烈·格列鲍夫来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庞贝市。他在奴隶市场上见到
    一个姑娘留契娅被人拍卖，立即倾囊争购了她。他要带她到另一个国家去，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可是留契娅对此无动于衷，冷漠置之。他大失所望，就赠她三十块银币，放她自由。
    格列鲍夫从爱琴海某岛上的一个希腊老学者那里得知：庞贝市将在最近一次月圆时因附近火山爆发而覆灭。他决定把这项预言告诉城里的权威人土以设法拯救人民。首先，他去见当地富商库斯比·潘萨。当潘萨知道，除他之外格列鲍夫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别人时，十分高兴。他向格列鲍夫表示感谢，并假惺惺地答应要设法援救城市，如果确实有这种威胁的话，格列鲍夫感觉到潘萨在耍滑头，决定另找一个能真正相信他的人，他接连找了好几个人，但这些人都以各种托词拒绝了他的要求，
    到处碰壁后，格列鲍夫还不死心。他打听到潘萨正加紧出售所有的房屋，准备迁往罗马，就当着正在出卖房子的潘萨的弟弟的面，向大家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卑那莫过于：一个被称为行善的人知道城市将毁，不设法拯救人民，而急于以高价出售房产，准备带着财宝溜掉。潘萨的弟弟听了大怒，怕秘密被泄露，就借口他是疯子，命令奴隶捆绑他。这时，当地市长的儿子瓦列里和一群十六、七岁的青年，还有妇女们拥了过来，留契娅也在其中。留契娅告诉瓦列里，这个外来人到处预言世界的末日。瓦列里下令松绑。格列鲍夫就要求瓦列里转告他父亲，要他设法救人们。瓦列里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城市早该毁灭，还认为在被毁后的废墟上必将出现比现在更美好的东西。格列鲍夫指出：“在你的焦土之上开不出花来，你休想！”瓦列里当即骂格列鲍夫是悲观主义者，并叫奴隶们再把他捆起来。格列鲍夫企图反抗，潘萨的弟弟乘机把他打昏在地。留契娅见了就把他救回去，细心看护他。两人终于发生了真正的爱情。
    第一个月圆日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城市统治者下令追查散布火山爆发消息的人，许多人被抓去坐牢。城里一片混乱，格列鲍夫对此深感不安，就主动跑去自首，并要求释放无察的人。出于他意外的是，统治者竟设宴款待他。统治者说，正是格列鲍夫散布的消息使他的竞选对手忙于祭神和清理财产，从而使他发表的要拯救庞贝的演说获得了很多票数，在竞选中获胜。后来，那个统治者要格列鲍夫帮他去致骗人民，说火山不会爆发，格列鲍夫不肯，统治者就把他逮捕入狱，留契娅深受感动，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爱，就代替他把火山即将爆发的消息，如实地告诉了全庞贝市的公民。正因为这样，在那次火山爆发时，全市只有二干个人受难。
    最后，在刷本的结尾，作者通过格列鲍夫在排练时和演员们的交谈，透露了：这不是历史剧，它指的是当前。还借演员之口，指出这个副本是个譬喻性的劝诚故事，地方也不一定是意大利。当有人问是不是指现代的西方时，格列鲍夫只是含糊地说：“大休上是”，并说明“火山”指的不一定是原子弹，还可能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政变或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总之是指对人类有威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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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
    第
    二
    期
    总第二
    期
    《Y=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放社山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长孝专在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版一统书号：3171109定价：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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